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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崩地解》，作者：汗青，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十六年（1643年）元旦朝贺，群臣失朝。兹事体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纲纪，但这么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说了几句，最后上了个揭要求从自己开始起挨个罚俸，可崇祯居然连这都没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见这个时候崇祯对他还是恩宠极盛的。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同年五月，这位崇祯末年的第一大红人被大帅骆养性的密探揭发，说他督师出京与入关清军交战时，不但一矢未发谎报大捷，而且还放纵清军安然退出关外，是为“受贿纵敌”；又为大臣上奏劾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

锦衣卫这回小报告倒真的打对了。这里说句无关的，锦衣卫在崇祯手上还确实没什么大劣迹，而最后攻打北京的时候，一直坚持上城守卫北京的，便是这些锦衣卫和太监们。在看见这些记载时，我确实对锦衣卫及太监的印象有相当改观。

明朝末年，清军势力日益强大，屡屡入关烧杀抢掠。在崇祯朝，犯边入关未及北京者不计，只大规模入侵并进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别是崇祯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两次，各地明军分别勤王来援，但基本可以说目标是保卫京师，没有想和清军决战，其余三次，则有试图组建大部队进行反击之举动。

这三次帝国反击战中，第一次抗击清军的明军主帅是袁崇焕袁督师，第二次则是卢象升卢督师，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学士了。

只是每回清军进犯北京，凡明朝敢率军与之对抗的大帅都不能幸免，必定会因此身亡，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如兵部尚书、督师袁崇焕，首辅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祯所杀；而另一位兵部尚书、督师卢象升，则是被崇祯所误，为奸臣所害，抱着殉国的悲愤之情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可说是纯粹的自杀行为，死得尤其惨烈。只是归根究底，他到底还是让崇祯给害死的。

这三人中，袁崇焕、卢象升两位督师，可称人中龙凤、国之栋梁，是崇祯朝为数不多的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害身亡起，其后卢象升、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个个被崇祯搞得或死或离，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将从上到下一起丧失殆尽，到了崇祯十五年那会儿，大约也只能剩下周延儒这样的在朝中当道了。

崇祯朝清廷第一次进犯北京，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当时还是后金军的八旗兵自龙井关（今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长城守卫，直逼北京城下。

此战导致了明朝抗清中流砥柱袁崇焕被诬冤死，为日后清军坐大入关争天下埋下了极大隐患，而此战北京城所面对的形势也最为险恶，因此关系重大。

只是袁督师事迹，早年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近年的杨宝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过精湛的编撰和考证，其中杨、金两位的《袁崇焕杂考》和《袁崇焕评传》更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杨先生的《袁崇焕杂考》，对袁崇焕生平、故里之考据可说极其厚实详尽；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焕评传》，则因其小说《碧血剑》的流传而对袁督师事迹推广影响甚大，在这点上，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是以关于袁督师的事迹和冤狱过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说些方家们弃而未用的细枝末节、未尽之处，以及当时明辽东系将领的大略情况为好。

在崇祯二年底，后金军围北京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军入援。由于昼夜奔驰，关宁铁骑的主力步兵军团被远远甩在后面，甚至最精锐的九千骑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队，和袁崇焕一起抵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约两天后，袁崇焕与山海关总兵满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门狙击后金军。

双方在血战数场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明朝各地勤王军马日益逼近北京，形势渐渐逆转，开始有利于明军。

面对这个开始凶险起来的局面，清军首领皇太极用范文程之计，离间和袁崇焕，捏造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故意让俘获的太监听得内容，然后纵之归去，崇祯果然中计，对袁崇焕的看法顿时开始改观。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员大将山海关总兵满桂，虽然是个英雄，但却是个莽汉子，因此轻易地便中了后金的离间计。满桂在北京城外的战斗中，为后金部队以袁崇焕部下用过的箭矢射伤，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满桂回城后军医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发现上面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号。满桂原本也与袁崇焕有点过节，《剖肝录》云，“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如今发现袁崇焕竟然在联手对付外敌的时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伤口为证，进宫找崇祯告了御状，力指袁崇焕通敌，阴谋杀害明军大将。这两下里一对，崇祯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同时密令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平台，又埋伏大批、校尉于侧。

袁崇焕以为崇祯要召问战况，于是带关宁铁骑大将祖大寿、，以及替他背尚方宝剑的韩润昌《袁崇焕杂考》：“韩润昌，东莞人，袁崇焕爱将，隶袁崇焕麾下为都司。崇祯所赐袁崇焕的尚方剑，是由韩润昌带领的。崇祯召对袁崇焕于平台，只有祖大寿、吴三桂（祖大寿的外甥）及韩润昌跟随。崇焕下狱，祖大寿、吴三桂大惊，夺山海关而出，奔回锦州。韩润昌自投于狱，袁崇焕被磔死，韩润昌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里为僧。（［民国］《东莞县志》引《袁督师行状》）”等三人一起入宫面圣。

结果他们一到平台，崇祯就在平台之上质问袁崇焕杀皮岛毛文龙、勾连清军入关围北京、射伤满桂三事，并命令身边的满桂脱下血衣，远远掷到了跪在台阶下的袁崇焕面前。

袁崇焕虽赤胆忠心，然而此刻却无以自明，还没等他再说些什么，就被埋伏在侧的十名锦衣卫、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来，褫夺朝服后，立刻械送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这段记载时，我几乎可以肯定，祖大寿、吴三桂、韩润昌这三人在那一刻，心里升腾起的是愤怒和屈辱的感觉。

他们这些辽东军人，从关外不吃不睡赶回关内，以九千人马力敌数万后金军，天天面对后金军的马刀和箭矢，为的就是解北京之围。但现在却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心底里尊敬的、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统帅，被锦衣卫们当场按倒，剥去衣冠套上了刑械，像牲畜一样被拖了出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感到愤怒和屈辱，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关宁铁骑全军反出山海关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师一起入见的这三人中，他的东莞同乡韩润昌自投于狱。在督师身亡后被谪戍陕西镇番卫，明亡，返乡出家为僧。

但当时韩润昌这个豪气干云的举动，我相信是不会让崇祯感动的。因为那时袁督师是戴着内奸、叛贼的帽子下狱的，而关宁铁骑们这种对袁崇焕的忠贞和景仰，肯定只能让崇祯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从他接下来的举动中就表现了出来。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通谱：即统谱，通常全称是“统宗世谱”，也叫“会通宗谱”、“大成谱”、“通谱”等。这种谱是将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统贯于一的谱牒，是一个始祖下各族各房家谱的集成。

此处所说的“通谱”，意指富明阿与陈国泰二人结拜为义兄弟。《清史稿》记富明阿身世曰：“富明阿……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而富明阿、寿山、永山三人皆为当时的名将重臣，功名赫赫，此晚清时节，冒称督师后裔并不能沾到督师的光，且其与陈国泰所言还是“密语”，显见其并不欲声张，此亦可为一证。再者当时袁家传承自文弼起，也不过五世而已，富明阿之祖父、高祖，即可与袁文弼、富明阿两人分别相接于世，其在世时期完全可以幼拜袁文弼，老见富明阿，是以此一脉谱牒传承当无可疑，袁氏后裔入旗籍，当如《东挽县志》所载，为满人蓄包衣所致。

因此，可以说袁崇焕——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这一传承，基本确凿无疑。督师有后。

富明阿骁勇善战，颇具当年关宁铁骑之遗风，是清军中的一员悍将，《清史》载曰：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同治元年（1862年），富明阿以残废之身，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率领神机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一起剿捻，后来率精锐与僧格林沁联手进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杀。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宁将军，统管八旗兵协助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也就是著名的“克复江宁”之役，此战对清廷意义极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骑都尉世职，并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将军，督剿吉林马贼，富明阿不顾残疾亲自进山挥军力战，数月之间肃清马贼。然后在当地开田达数万顷之多，此后不到十年，他所开垦的地方便开建郡县。富明阿最后以伤病归家，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由于富明阿为政颇有佳绩，所以吉林、扬州两地百姓分别请为富明阿建祠，并立《去思碑》纪念。至今在黑龙江省尚保存有《江宁将军富明阿去思碑》，《艺风堂文集外篇》则附录有《吉林将军富明阿碑》碑文，另据报道，在齐齐哈尔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还藏有一《御赐富将军碑》的拓片。

而富明阿的两个儿子寿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则更有过之。这两兄弟分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辽东抗击沙俄的战事中以身殉国，极具袁督师遗风。其人其事，令人无法不想起当年叱咤风云威震辽东的关宁铁骑之绝世雄风。

寿山，字眉峰，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起，日军自朝鲜越鸭绿江进犯奉天。当时在北京任官的寿山，闻讯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单骑奔赴辽东前线。

在到达奉天后，他开始在当地招收义军，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就成功募集了两营兵力，寿山被命为步队统领，其弟永山任马队统领，率领两营士兵开赴抗日前线。

两兄弟在与日军战斗中激战连场，连战连克，一路恢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逼凤凰城。据《寿将军家传》曰，寿山于草河岭一役中“怒马当先，披坚执锐”，“绕山越涧，披荆力战”，“在南路山脊冲锋陷阵，戈什哈伤亡几尽，犹统率所部猛攻”，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腾正起，伤炮兵大尉泄田纲平、炮兵中尉关谷豁等。随后寿山和永山分别率马、步队“由崔家房、白水寺、谢家堡转战而前”，“在四颗树大获一胜”，日军抵敌不住，败退凤凰城。

其后清军统帅依克唐阿和聂士成准备分兵两路，收复凤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云率领，另一路则由寿山、永山两兄弟率领马步队各一队，进攻凤凰城东北。

是役，寿山、永山率军“肉搏风城，恒玉（镇边军步队营官）率其所部攻入东门，已就得手。讵城内伏兵突起，城外援贼大至，将我军四十余名截断城中，悉殁于阵，统领三等侍卫永山身先士卒，率队策应，连受枪伤，洞胸阵亡，兵力不支，伤亡几半。幸经寿山等各营分投径援，贼始稍却，我军亦即收队”。《清史》则载此役道，“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并将其与邓世昌等人并为一传，评曰：

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此后，中日双方在摩天岭地区展开了多次激战，根据依克唐阿的奏报，寿山每战“无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综计前后该员头冠戎服，迭经洞穿，迄未受伤，其身旁亲兵伤亡不下十余名”，并曰其“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

次年，清军克复海城，寿山领七十骑外出侦察敌情，在汤冈子遭遇日军，遂与之搏战。《寿将军家传》道，“正酣战间，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寿山“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即却。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时江淮诸宿将，作壁上观者，皆舌挢不能下”。如此悍勇，与古之猛将不罔多让也。

二十三年（1897年），寿山任镇边军统领，驻瑷珲。

二十五年任瑷珲副都统，帮办黑龙江边防和军务。明年署黑龙江将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部队数千人扬言要去保护哈尔滨的铁轨，纷集海兰泡，前来向寿山借道。

《清史》记载，当时寿山大怒道：“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遂拒绝其要求。又传檄瑷珲副都统凤翔道：“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同时以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守东路，警告俄军不要进兵，由清军负责护路。随即闻听俄军已经分道并进的消息，寿山遂下令：“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但俄军不宣而战，突然炮击瑷珲卡伦山，之后又制造了屠杀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惨案，我百姓被驱赶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伦贝尔等地也纷纷告警，哈尔滨沦陷。

寿山闻讯，“千绕室，夜愤恚垂绝”，他一面电告吉林将军长顺，要求其前来会攻哈尔滨，一面通告俄军，谓若罢兵，愿以全家为人质，勿得侵凌我国百姓。

七月下旬，寿山所部清军和义军配合，向被沙俄占领的哈尔滨发动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并将俄军压缩在新市街松花江车站一带。在瑷珲前线，清军与义军固守待援，和俄军对峙不下。但由于东路的吉林清军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沙俄则不断增兵，最后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之多，致使寿山孤军奋战，哈尔滨之战终于遭挫。

面对十几万沙俄部队，清军寡不敌众，又无增援，八月十五日瑷珲也终于失守，固守此城的凤翔死战殉国。随后，齐齐哈尔门户北大岭被攻陷，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等人全部战死，俄军进逼齐齐哈尔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军致函寿山，要求商议停战。

寿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谈和议，而自己却以古有“军覆则死”之义，又“疆土不保，负罪甚深”，穿戴整齐后于棺材中吞金自杀，不死，呼其属下来枪击，属下不忍，手发抖第一发打偏，中寿山左肋，不死，又命其击小腹，仍不死，于是厉声命令再击，乃气绝。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对他，却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清廷先是下诏责备他挑起边境冲突，后又剥夺其世袭职位，最后还是由于总督屡请复官，才在六年后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寿山还有一位族孙也于此役战死沙场，他就是在黑河与统领崇玉一起战死的那个北路营官瑞昌。

袁督师这一门，是真正的英雄。而读寿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师，这位尽毕生之力保家卫国，最后反被他保护的那些人们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临死前，在即将对他千刀万剐的刑场上口占了一首绝命诗，诗曰：

果然，在袁督师死后，他的后代们或于乱世造福辽东百姓，或死于守卫辽东的边事，真的无愧于督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遗言。关宁铁骑的后裔雄风不绝，在袁督师英灵的注视下，依然守卫着督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辽东大地，他们是真正的好男儿。

有后若此，袁督师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贤如此，后来者又需要以怎样的姿态和作为，才能去面对督师以及他后裔们的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