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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2日第A30版，作者：吴钩，原题：朱熹的NGO实验

中国的历史演进隐含着一条虽时有起伏、但总体保持向上的自由线索，体现在社会发育的层面上，秦汉之后，传统社会的自组织与自治能力，都可以说呈现出越来越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在士绅群体的倡立与组织下，民间结社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中包括在一代大儒朱熹手里完善起来的“社仓结保”之法。

宋儒设置社仓的初衷是，他们认为当时的官方救济如常平仓不尽可靠，士绅应当担起造福乡里之责，建立民间的自我救济体系，这样，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也就不必全依赖于有司。

朱熹制订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年息20%），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此后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弥补仓米的损耗。

在朱子的规划中，社仓由地方士绅组织并管理；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的意思。不过，人户“入保”有资格审查：“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阙，不得请贷。”也就是说，有财力的人家不能申请社仓的救济。有的社仓还规定，“细民无田者不得预也”，将放贷对象限定在具备一定还贷能力之人的范围内。这是出于保障仓本安全的考虑。

朱熹的社仓，则显然具有NGO的性质，其运作保持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地方官员只在放贷及还贷时应邀前往监督，对社仓的业务并不能干预。朱熹相信，只要“官司不得抑勒，则（社仓）亦不至骚扰”。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宋孝宗采纳了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然而，社仓在获得官府青睐的过程中，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这一NGO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

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柏说得好：朱子社仓的放贷还贷，由地方的士绅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官“不须干预抑勒”。这项原则，应为社仓推行者“所当共守也”。一千年前，理当如此；一千年后，亦是理当如此。(作者系历史学者，摘自新京报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