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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创作评谭》2007年第02期，作者：孙建平，原题为《潦河源：我的知青生活》

我和班上的五名（三男两女）同学分配在红旗公社五星大队。五星大队原名浪底，村里的老乡还是说自己是浪底人。我觉得浪底这个名字好，有意象。站在云端看去，逶迤的群山如大洋的浪峰回旋汹涌，小小的村落盘旋在激流的漩涡里，风刮起，颤颤巍巍，滴溜溜打转。

到达公社那天，大队革委会主任带了几个山民来帮我们挑行李，徒步进山。

山路越走越崎岖，山沟越来越荒凉，走了一个多小时了，主任说才走到一半。两位女同学不走了，一屁股坐在岩石上呜呜地哭，想家。

我不哭，因为我不想家。虽然父亲是老革命，家境优越，但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娶了继母，从此我就是家里的使唤丫头，买菜做饭，洗衣浆裳，带继母生的小妹妹，成天战战兢兢郁郁寡欢。如今好了，虽然是下乡劳动自食其力，但我就像逃离了樊笼的小鸟，自由而欢畅。

浪底村山高水冷，只有几亩冷浆田，一年产一季稻子，所以大米特别的金贵，只在逢年过节或来了贵客时食用，平时都是吃红薯丝饭。

记得一篇文章说，红薯是老天爷给穷人的食粮。到了浪底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红薯贱，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掐一根薯藤插上，再有一点水，它就活了，就基本不用人管了，到秋天一锄头挖下去，就能拎起一嘟噜肥硕的红薯。所以老天爷旱也好涝也好，只要有红薯，就饿不死人。

新鲜红薯好吃，无论蒸煮烤或煮粥，都绵糯香甜。下乡时，收红薯的季节过了，我们吃的是陈年的薯丝饭。所谓薯丝，是把新鲜红薯刨成丝煮熟又晒干，据说这样可以储存一年不坏，煮饭前把干薯丝用水泡涨，再放在蒸笼里蒸软，便可吃了。

每到吃饭，我便端着饭碗发愣。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饭食。鲜艳的红薯皮经过蒸煮，成了黑色，原本黄澄澄的薯心也变成了灰白色，香甜绵糯没有了不说，还散发着淡淡的霉味儿。更倒霉的是，我有些水土不服，吃了薯丝饭后胃酸过多，每天早晨起来，便像孕妇那样哇哇地吐酸水。

这样的穷乡僻壤光棍自然多，好看些的姑娘都嫁到山下去了，山下的姑娘又不愿嫁过来，村里长得挺帅气的小伙子居然找不到老婆。三位水灵灵的女知青如三朵艳丽的花儿，免不了招蜂引蝶，每到黄昏，我们住的小屋外面，就有成群的光棍汉游荡，吼着热辣辣的情歌。

光棍汉对女知青的觊觎激起了三名男知青的愤慨，其中的一名愣小子黑着脸当众一拳打死一条黄狗后，村民们骇然了，相互告诫说城里的红卫兵个个都练过“五百钱”（一种传说中的点穴术）的！于是光棍汉匿迹了，女知青们终于敢在黄昏到屋外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