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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创作评谭》2007年第02期，作者：孙建平，原题为《潦河源：我的知青生活》

刚下乡时是冬闲。冬天的农田很颓废，像产妇，疲倦、慵懒、满足，散发出陈旧的血腥味儿。南方的农村冬天虽然没有活儿，但农民不猫冬，而是在响应上级的号召，热气腾腾地大兴水利。“‘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塘，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这是当年赣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

修建“三忠于”水库，是红旗公社的百年大计，是落实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具体行动，每个大队都得派人参加。浪底大队海拔高，受不了益，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一合计，便把六个小知青也充当劳力派到水库。

这可不是凑人头数，每个大队的土方任务都定死了的，完不成就是对抗毛主席他老人家，十恶不赦。大队的民兵队长是我们的头儿，他说，这次挑塘泥就是考验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有，考验你们的劳动能力，将来评工分就以这次的劳动表现为依据。

两项考验都非同小可，是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政治生命；评工分则涉及到身家性命。男劳力满分一天十分，女劳力满分一天六分，得多少分就在评判时一锤定音，秋后，就按你的工分基数分红。

江南的冬天总是阴沉沉的，像寡妇的脸，动不动就下泪。工棚是板壁搭成的，地是潮湿的，墙是潮湿的，被褥也潮湿得拧得出水。挑了一天泥巴下来，湿冷的被褥是我们的洞天福地，累极了，脸也不洗，冲冲脚就上床蒙头大睡，早晨在筋骨酸痛中醒来。

这是我一生中劳动强度最大的日月。潦河源是红土区，细腻的红土被水浸透，再被无数双脚踩踏，成了一坨坨粘性极大的胶泥。我穿着沾满泥浆的小花袄，裤腿卷到小腿肚上，脚蹬黑帆布胶底劳动鞋，肩头挑一担湿乎乎的烂泥巴，在滑溜溜的山坡上小心翼翼一步一滑下坎，又吭哧吭哧一步一滑上坡。

女同学中我年龄最小，个头却不矮，胳膊腿虽细，腰杆却有劲。我让铲土的大叔再多装些，大叔说，别逞能，身子骨还嫩哩。我说没事！一是我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城里女娃也有不娇滴滴的；二是我没有退路，我必须拿到满工分来养活自己。离开家门时，继母如释重负的表情告诉我，我再也不能回到那个家了。

挑了一天泥巴，右肩红肿了，第二天扁担一碰就疼得钻心，我便改用左肩挑。白天我咬着牙挑，夜里两个肩头都火烧火燎地痛，腿也痛腰也痛，浑身都痛。我用被子捂住嘴，泪水往肚里咽。那时的女孩子以坚强为荣为美，不像现在，三十岁的女人了，还用奶瓶喝水。

一个月后，疼痛缓解了，肩头磨破的皮结痂了，变厚了，摸上去硬邦邦地结了一层茧。我还学会了换肩，一担泥巴晃晃悠悠地挑着边走边轻轻一抖，扁担就从右肩抖到了左肩。我不满足挑一担了，又领了两个畚箕，装了泥压上。我挑着双担在人群中飞奔，引起了工地领导的关注。第二天，喇叭里一个激昂的女声在哇哇叫，同学指着喇叭笑着说，在说你呢！我驻足听听，广播里果然在喊我的名字，说知青队伍里有位挑双担的铁姑娘，在用劳动的汗水冲刷小资产阶级的脂粉气。

我一下子出名了。出了名的我像是骑在了虎背上，即便在女孩子称作“例假”的那几天，也照样踩泥水、挑双担。我第一次为名所累，尝到了“名”后面的苦涩。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比较低调地处世，就是慑于在水库逞能的后果。

女知青最终离开“三忠于”水库，是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龌龊事。

到水库三个月了，一直没能洗澡。出了热汗沤干，身上都馊了，伸手一搓，往下直掉泥条。女孩子受不了了，一天傍晚，找老乡借了三个木盆，央求食堂的大师傅烧了一大锅热水，躲在工棚油灯下洗澡。那天天很冷，工棚里的温度与外面相差无几，但我们很快乐，我们一边往赤裸的身子撩热水，一边叽叽呱呱笑闹。工棚的门用麻绳拴紧了，窗户也关上了，但我们疏忽了板壁缝隙，就在涂上肥皂之际，我们听到了一阵奇怪的窸窣声，我看见一指宽的板壁缝隙里有一长排贼亮的眼珠子，有男人在偷看我们洗澡。

我尖声大叫了，带着肥皂泡沫蹿上床，钻进被窝哭了起来。两位女同学也裹着被子大放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