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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细说民国大文人：民国那些文学大师们》   作者：民国文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钱玄同在黄侃去世不久，特地撰写挽联一首，以示惋惜痛悼之情：“小学本师传，更紬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

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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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民国记忆》作者：张意忠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歌德说过：“伟大人物的处境比别人更糟，因为平庸的人既然无法跟他们相比，便睁大眼睛盯住他们不放。”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关注着民国教授，当然我们不是出于狭隘之心，而是出于仰视和敬慕。那个时代的教授，其学养的深厚与道德的示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故欲通过梳理历史积淀下来的史料与点滴记录，以展现民国教授学问渊博、天真烂漫、机智活泼、幽默风趣的内在素养和人间情怀。本书遴选的16位民国教授（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排列），都是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智者；都是人中之龙，令我们多了一份关切与期盼。

辜鸿铭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辜鸿铭的背书功夫令人汗颜，他是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第一人。辜鸿铭穿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辫，是保守的凭证与象征，是国人讥嘲的小丑；但是，面对洋人，辜鸿铭敢于横眉冷对，调侃、嬉笑怒骂，倒读德文报纸，调侃外国政要名人，为国人争得了不少面子。辜鸿铭上课不带讲义，多种语言，随口而出，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辜鸿铭有偏爱女人小脚的怪癖，妻子是“兴奋剂”，爱妾是“安眠药”，手握小脚，助其写作，催他入眠。辜鸿铭恃才傲物，好骂善辩，出语尖酸刻薄，骂遍天下强梁。

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帝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其《人间词话》是一部东西合璧的杰作，而他是典型的外貌与学问不匹配。王国维和罗振玉曾经是莫逆之交，因政治走向和儿女姻缘而分道扬镳。王国维为何投湖自杀，学者众说纷纭。

黄侃有名士风范，性格刚烈，行为怪诞，拜寿要磕头。逾越师生人伦，与多名女子有染。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他治学严谨，提出“年五十，当著书”。他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戛然而止。他自建房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黄侃是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约定的“三不来教授”。

钱玄同是性情中人，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上课点名从不看学生，只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从不考试，亦不改考卷，批定成绩，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钱玄同因找周树人约稿，便有了这个名字。钱玄同善谈、幽默。

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举手投足不失学者风范。他狂傲不羁，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庄子、刘文典，半个是冯友兰。刘文典头角峥嵘，桀骜不驯，顶撞蒋介石而被羁押。刘文典拒绝出任日伪政府伪职，新中国成立前夕放弃到美国的签证与机票，不愿离开祖国。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没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炫耀世人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权威学者。陈寅恪享有“盖世奇才”的赞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36岁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教室一换再换。陈寅恪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不愿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刘半农中学肄业后任北大教授，发奋攻读博士。为了促进新文化运动，刘半农与好友钱玄同演“双簧”，倡导第三人称“她”。与章太炎对话文言文，与学生台静农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成立“文物维护会”。与鲁迅有隔阂，采访妓女赛金花，一时轰动。

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语）。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蒋介石两次请胡适当总统，最终都没有当上。胡适资助过林语堂等众多名人，与小商贩为友。胡适有一本“鸳鸯谱”，赵元任和杨步伟、沈从文和张兆和、徐志摩与陆小曼等都是由他牵线作伐或主婚的。胡适有爱名、爱面子的弱点，怕老婆，有了初恋情人不能结合，有了婚外恋而不敢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