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贵阳文史杂志》2008年第1期，作者：匡珊瑚，原题：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领头的是贵州农学院的学生陈保红，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走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接见而出名。当时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岁，也全然不顾家庭和学校的劝阻，追随高中的同学到农村去磨炼“革命意志”，大有“改造世界，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由于是贵阳市的首批知青，所以离开贵阳时，欢送的场面也就格外隆重。市革委赠送每人毛选四卷、一套帐被、一件棉衣。在贵阳商校开完誓师大会后便登车出发，一路上敲锣打鼓、彩旗飘扬，车子开得极慢，沿途站满了送别的亲友、老师、同学。虽是壮别，却也热泪横流、无语凝咽。我慈爱的祖父也夹在道旁的人群中老泪纵横，当时的我正“少年不识愁滋味”，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竟未能完全体会亲人那种分离的难过心情。

10月6日下午到达目的地平塘县，受到平塘县人民的热烈欢迎。平塘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环境优美宜人，素有“玉水金盆”的美称。当天下车后我们禁不住那“玉水”——平塘大河的诱惑，纷纷跳到河里去洗澡，洗去两天坐车的尘埃与劳顿，使人感到格外清爽，晚上在县民族中学住宿一夜，第二天坐上来接我们的马车到了距县城20公里的河中公社。我们贵阳十六中的四个女同学被分到东方红大队麻依生产队，与平塘县中学的四名下乡知青组成了新的“家庭”。东方红大队辖四个生产队：即麻依、平地、牛头、代代红。四个生产队即是四个布依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下乡第一年由于有政府发的“安置费”，用于给知青购置农具、生活补贴，所以还未显出日子的艰难。第二年以后完全靠自己自力更生，生产队分值又低，一个壮劳力十分才值三、四角钱，我当时又瘦又小，只能拿小娃崽的六、七个工分，生活的困窘就可想而知。到麻依生产队正逢三秋大忙季节，秋收秋种环环紧扣，拍田、挑粪、下麦种，收完稻子的田土被晒得硬梆梆的，一锄下去直震得手发麻。山地挑粪用高挑，极难掌握，有一次我就连人带粪被牛拱翻在田埂上，牛粪撒了一地一身，委屈得我直掉眼泪。当时劳动强度大，每每不到吃饭时肚子就饿了，好不容易挨到吃饭时，却还要整齐的站在毛主席像前祈祷似的念几句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过场式的念完才能吃饭。种完小季后，我们全部知青和部分老社员又被调遣去修水利。

东方红大队自然条件很差，田少土多，当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大办农田、兴修水利”，我们顺应时代的潮流修水利不是为了灌田，而是为了发电、打米、磨面。修水利的地方是六洞河(即平塘大河的下游)。这条大河从平塘逶迤几十公里流到六洞，却突然转入地下变成了地下河，然后又从名叫“石龙过江”的地方奔涌而出，流入广西。修水利的“先遣部队”开进六洞河时，没有路，而且要顺着峭壁手脚并用才能下到河边，他们开出了一条毛路，又找好了“大部队”的住处，这才拉响了修水利的前奏。当我们站在大河边寻找我们的住处时，才知那大大小小的山洞乃至夹缝就是我们的宿营地?大的洞可容纳十几二十余人，小的夹缝就只能住一两个人，而且要爬着进去?爬着出来，当时我和一位女知青就住在这种夹缝中。每天睡觉前“床”上落满了不少的沙子，睡在“床”上全身硌得生痛。伙食也很差，没有什么菜，就是每天到地里摘一些碗豆尖，加上一些小豆，煮在一起每人一勺，大家还吃得十分香甜，尽管如此艰苦，却没有阻挡我们改造自然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