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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书摘》2011年03月刊  作者：[俄]顾达寿 口述 郑少锋 执笔  原题为：翻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始末

20世纪50年代，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曾作为大使尤金的中文翻译多次参加与中国领导人的外交会晤。那时候，苏中两国两党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双方互通对国际共运和两国重大政策的情况与观点。尽管也会出现意见分歧，但双方都还能通过友好协商、交流以达到基本一致。应该说1953年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任苏共总书记初期，对中共主席还是比较尊重的，苏共一些重大决定都会及时向中共领导通报。苏联人对中国这一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兄弟国家曾寄予最大的希望。中国人也对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怀着真诚的感激。但至50年代后期，两国两党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候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1958年在中国兴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曾使我们的苏联领导人大惑不解。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新的政治名词是在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按双方互通消息的惯例，由中国领导人通过外交会晤正式传达给苏联方面。这次是由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传达的消息。

我记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在座的还有为刘少奇主席担任翻译的赵宗远先生。当刘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他所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在俄文里还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根据其中文原义，我起初想的是将“大跃进”译成俄文为“快速的运动”将“人民公社”译为“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主席进一步阐明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涵义之后，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译的这两个俄文词汇。于是，我用更能贴近中文涵义的俄文直译为““大的飞跃”一词，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应用“人民公社”这一新词。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译刘少奇主席的谈话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国资深俄文翻译家赵宗远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说明，思索片刻，当即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此翻译已非常准确达意。他尤其欣赏我用公社，说这个词翻译得恰到好处，比之俄语中的同义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能达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主席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我们离开刘少奇主席办公室时，我再次同赵宗远先生交谈了我对翻译这两个重要政治名词的观点。随后，我将整理的翻译记录交给了尤金大使。

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他说他看见我同中国翻译赵宗远谈话，他认为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译法。当我再次肯定并确认翻译无误时，他仍表示怀疑，对我说道：“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解，难道尤金大使会认为，是我错误翻译了刘少奇主席的原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那么，中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政治术语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他仍然认为，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如果这两个政治术语的俄文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