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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644期，作者：李鸿谷 等，原题：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个历史时刻，最紧张最仓皇失措的，恐怕是黎元洪。这是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悲喜剧。黎元洪之惧，倒并非他的生命有危险，而是起义新军，四处寻找他，要拥戴他做首领——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这个让他害怕。

重看那段历史，黎元洪后来虽贵为民国总统，但还诚实，并不讳言自己的恐惧。在一封写给清朝海军提督的信中，他自述出任都督经过：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如此情状，既真实也狼狈。非革命派出任革命军的首领，革命派的同盟会成员当然心有恨意。后来被称为辛亥元勋的居正记录这一时刻，又增添了更能形容黎元洪窘状的细节：“黎元洪见事急，匿屋中床下，党人搜查得之……”有此恨意，只因黎元洪所得，即同盟会所失。其中，最为后悔者，则是宋教仁。吴相湘先生所著《宋教仁传》论：“武汉情势既已展开，宋氏不及赶赴事机，引为终生大憾。”

这一历史的细节，并非只是黎氏的八卦。历史跌宕起伏，从同盟会角度看，这一拥黎之举，已使历史面目大变，而原本同盟会是可以名正言顺领导这场起义的。

失去的机会

辛亥年之夏，四川保路运动风波骤起，湖北其时也风声鹤唳，社会盛传：“八月十五（阳历10月6日）杀鞑子。”这种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湖北的革命派文学社与共进会商议合作，决定派人赴香港与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并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刘公与孙武分任军政府总理与参谋长。居正，即为当年去上海邀约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的关键人物。

得到居正的信息，宋教仁与谭人凤颇为兴奋，决定不等在香港的黄兴回来，即赴武汉主事。很意外，谭人凤忽然染病入院，不及出行。随后又有意外，宋教仁的好友胡瑛，当时虽被捕在湖北狱中，也秘密派来一学生找宋教仁，《宋教仁传》记：“痛哭流涕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这是一桩疑案。胡瑛是坚定的革命派，他的“不能发难”真正的理由，难以认定。

从读史者后来能够占有足够的材料看，这个时机，还真是天赐良机。历史学家郭廷以统计当年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约共1.7万人，加入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团体）及已有联络的约6000人。1911年8月、9月间，为镇压四川争路风潮，新军被调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阳、岳州的近9000人，留守武汉的约8000人，其中约半数与革命党保持联系，就比例上说，情势有利革命党。”

宋教仁与胡瑛是患难之交，他更相信胡瑛。他犹豫了。

于是，宋教仁先是决定等黄兴到来后，再一并同行；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催促宋教仁速往武汉，宋同意6天后起程；结果，之后，宋教仁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主持为理由，拒绝启行。再三延宕，机会一失再失。

对此极为不忿的是谭人凤，10月8日他带着各种药物出院，离沪赴鄂。这位年纪已经51岁，远远大于宋教仁的革命前辈临行之言：“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教仁），仍乞宋君速装继来。”谭人凤尚在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平情而论，武昌起义比较仓促，计划一变再变，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稍早一些时候，蒋翊武被调入进川部队离鄂；起义前一天，孙武因为制造炸弹失慎引发爆炸而受伤。与孙武共造炸弹的刘公，在派人送孙去医院后，也迅速躲藏起来。其妻子与弟弟，都被逮捕——历史学家李剑农据此解释，这是胡瑛劝说宋教仁湖北“不能发难”的理由。但是，蒋翊武确实离开了湖北，但孙武受伤却是在起义前一天，亦即在胡瑛密使劝阻之后。所以，据此而论，胡瑛的理由未必明确在此。信息不对称，或许是解释这一变故最合适也难确凿的理由。

黄兴与宋教仁之于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历史学者迟云飞在其所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提供的一个解释是：“武汉的起义准备渐趋成熟……但是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问题上却难以确定。因为不仅孙武、蒋翊武和刘公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而且他们的才干也不适合出任最高领导人。”——这是邀请黄兴、宋教仁的原因。而同时，谭人凤的观察是：“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机会还是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