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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8日第20版，作者：沈洁 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原题：《晚清新式阅读对革命思潮的兴起起了哪些作用》

辛亥百年，学者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推进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在我看来，这种推进，从根本上说，不仅仅在于宏大叙事或对性质价值的再定义，而是在于落实在更多细节上，从细节寻找历史的信息。比如，晚清短短五到十年中间，一个沉积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和思想体系是怎样被彻底否定的？革命新思潮是如何兴起的？笔者试以科举改革前后的新式阅读为视角，从细节追溯革命思潮是怎样形成的。

一、晚清十余年间，时务与新学、新知的传播在新政改革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刺激之下，一再扩展

我们可以试着排一个简单的时序表：1894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维新，1901年施行新政、废除八股取士、大举派遣留学生，1903-1904年颁布壬寅、癸卯学制，1905年停科举并陆续改革官制、立宪运动，1911年末武昌起义。在这十余年中间，时务与新学、新知的传播在新政改革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刺激之下，一再扩展，由少数士人的奔走呼告变成朝廷大政、变成许多中国人尊西趋新的一致心态。儒家学说及其所规定的政治理想，就是在这短短十年间逐步更新，从而被替代与置换的。举个简单的例子，1909年《教育杂志》上有《入学试验问题》一文，讥讽当日的小学生入学考试题目“论钱荒之可贵”、“自由必先自治说”等，出题太荒唐，十二三岁之儿童，能有几个知道钱荒金贵为何物？论者感慨“不读新民丛报又何从解自由自治之说哉”！有关晚清士人阅读《新民丛报》并受其影响、开始关心国事、寻求救亡的事例成百上千，但我看都不如这则“入学考试”的议论来得直截。它告诉我们，梁任公和他的《新民丛报》是如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普及读物的。严复说“任公笔下，殆有魔力”，这是思想史的角度，而从传播和阅读史的角度看，像《新民丛报》这类新学书刊的巨大辐射力亦成就于晚清学制改革的现实机缘。

二、新学书籍经由各种渠道流入学塾，全中国的读书人都在经受着相同的知识转型与政治变革的思想洗礼

喜读新书的名士孙宝瑄说：“八比废，人争读书，民智辟，新党必多。”新书阅读引发新的政治诉求，由时潮、风潮进而演为政潮。甲午以后成长的那一代知识人，个人生活史中大都记录着由国族危难而更新阅读、寻求政治革新道路的集体记忆。郭沫若《少年时代》中说，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变革过程中一个最显著的事实，由此必然发生社会意识的变化：“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癸卯年秋闱之后，成都陆续设立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郭沫若的大哥进了东文学堂，五哥入了武备学堂，而从此“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浙江士人张枏在日记中记，“八股永无再兴之日”，由此改制引发的，是“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是“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朝廷改革科举、扩张新学的政令，对士人阅读风习的转移是有决定意义的。晚清琉璃厂书贾记载，自朝廷锐意变法，“谭新学者，都喜流览欧西译本”，常有文人士夫拿着的《西学书目表》到琉璃厂书铺中按表以求，而“京师书贾亦向沪渎捆载新籍以来，海王村各书肆，凡译本之书无不盈箱插架，思得善价而沽。其善本旧书，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