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阶段，有人称之为“女神时代”。禹燕在《女性人类学》中谈到：“女神时代，女性是神。……在农耕劳动中，她感到了存在的自由，于是她愉快地歌唱；在制作陶器时，她感到了存在的自由，于是她愉快地舞蹈；在管理氏族时，她感到了存在的自由，于是她畅快地欢笑。”虽然那个时代没有文学，但女神的美和价值像太阳、空气、水一样无处不在，不能缺少。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开始分化，人性中膨胀的占有欲肆意扩张。“女神”在男权社会中逐渐变为了“女奴”，她们不再有行吟的歌声。男子们可以“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女性自身价值的体现，被禁锢或自我禁锢成为一种独特的命运范式——“女为悦己者容”。被欣赏，被追求，被占有，成为一种性别“自觉”，然后忠诚地作为“贱内”“糟糠”“拙荆”附庸于男人身旁。

于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便将这种价值观曲折地表达了出来。

所以“才貌端妍”深闺待字的杜丽娘，顾影自怜这“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羞羞答答地对满园芳翠倾诉“怀才不遇”的幽怨：“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所以林黛玉望见落红遍地，感慨成疾，委婉地把生命价值定格为：“红销香残有谁怜？”就连刚毅的杜十娘，身藏百万私积，也只为“得终委托”，遭逢负心后，抱着“命之不辰”的无涯之戚举身赴江。

二 

女性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如此艰辛，对于“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玉环来说，恐怕更有切肤之感了。她因为不愿“养在深闺人未识”，所以想着通过“上达天听”来把绝伦之美展现给君王与万众。

这种价值取向是坚定而大胆的，但宫廷爱情总是渗透关联着权力的角逐，女人对爱情的痴求，注定是最天真的政治牺牲品。在《长恨歌》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千姿百媚、婀娜多情的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回眸一笑百媚生”，以绝世的美艳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马嵬玉陨后，香魂居于缥缈的海上仙山，仍在深深思念着钟爱的君王。逐日慵懒倦怠，衣冠不整，玉容清损，以泪洗面。长生殿上的山盟海誓更是令无数有情人泪下潸然。这种超越生死、忠贞不渝的爱情，同时又从侧面反映了杨玉环心中根深蒂固的女性价值观念。这是在那个时代里女性展示主体价值的“不二法门”，也是一曲无奈的、带着血泪的女性悲歌。

然而自天宝之乱后，很多文人骚客在用自己的褊狭思维诠释女性世界时，偏偏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女性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以色献媚，以才邀宠，以私干政”就成了太真的代名词。“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后宫惑主，“六军不发无奈何”是贵妃乱政……她或许真的有“邀宠献媚”之为，但她绝对没有无限的权力欲望。作为一个女人，用“争宠”这种追求爱情的方式来艰难地固守着自己在拥有三千宠爱的皇帝心里的位置，不正是女性价值观念的真实映射吗？必须指出的是，面对这样微弱颤抖的心语，肆意点评的须眉应当反观自己的行将颓废的精神家园！

三 

顺便谈及的是，这出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虽然遵循历史概貌，也有“汉皇重色”的婉言批判，但其对帝妃真挚爱情的演绎赞颂更多些，似乎偏离了白氏一贯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讽喻传统。其实不然，《长恨歌》之“恨”有白居易的感情经历的基因，“诗言志，歌永言”，在李、杨情殇的背后，是白居易在缅怀自己未遂的爱情。

白居易在少年时代与一个叫湘灵的小女孩青梅竹马，朝夕相伴，并逐渐萌生情窦，两心相悦。后离开湘灵，辗转谋事。对心上人的刻骨相思，变为千古佳句：“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长相思》）从“比肩”“连理”等词中不难看出《长恨歌》的影子。然而当他最终向母亲提出与湘灵结发的恳求时，却被母亲以“门第不等”为由拒绝。他心灰意冷却又柔肠千结，在《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等诗中表达了深深思念之情。“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夜雨》），更是令人唏嘘掩面，不忍卒读。他曾以终生不娶作为爱情的誓言和对母亲的抗议，但最终却经不住母亲的以死相逼，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黯然完婚。后来他在贬谪江州司马途中，与已40岁仍未出嫁的湘灵相见，写下了《逢旧》：“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其中“新恨”的背后，又蕴含了多少悠悠的“旧愁”在内啊！

本节论述有所旁涉，似乎与主题游离开来。就算是讲一个故事，为尘封在历史里女性的爱情与尊严献上的菲薄的奠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