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黄永玉的九十岁画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眼下11月7日至19日，黄老将带着“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在广州图书馆与读者见面。这之前，“我的文学行当”已在上海展出，王安忆、焦晃等名家纷纷出来捧场，读者在撤展那天还狂奔而至。在中国，如此这般叫卖“文学行当”的并不多见。这么一个时刻，黄老先生梦幻的文学想象附在结实的文字上，它反馈给我们的是那些逝去的时光在重现，它教给我们的是原来生命可以这样持久地富于激情。

他只相信文学给的自由

“文学行当”是作家李辉命名的。黄永玉很是信任李辉，在他看来李辉是文化界著名的吹笛人，他的笛声吸引着他。而李辉认为黄永玉先生是画家，是创作丰富的诗人、作家，只是他的美术影响盖过了文学，他期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把读者的眼睛引向黄永玉的文学。文学同绘画一样，也是可以看见的。就这样，他在上海、广州、长沙吆喝起“黄永玉的文学行当”。黄永玉曾说过：“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在他眼里，文学的价值更高于视觉的艺术，那里才是心灵最高的舞蹈，是自由的世界。黄永玉写文章有时写到深处，或大哭或大笑，如此情性，正是因为他的内心永远洋溢着初始的天真浪漫和未受限制的自由。黄永玉说，他只相信文学给的自由，不相信别人给的自由。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数月后随教音乐的父母回家乡凤凰县。1937年，他小学毕业后离开凤凰，8月入厦门集美学校初中读书。黄永玉原名叫黄永裕，1946年，他的表叔沈从文建议他改名为黄永玉。从16岁起，黄永玉用文学与艺术参与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1943年，黄永玉开始在江西赣州的《干报》发表诗歌，并给叶圣陶、艾青等作家诗人画插图。与作家、诗人走近了，文学自然也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从文学上延伸出来的路是宽广和无限的。若干年前，有朋友这样描述黄永玉与朋友们之间的来往：“1947年，从夏到冬，周六、周日，在上海热闹的马路上，黄裳、汪曾褀、黄永玉三人时常结伴而行，他们要么去巴金先生家，要么去咖啡馆、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说天下，臧否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看上他们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没有理想和生命热情之间无限的接近，就没有后来的黄永玉，他的勤奋和向身边的大家学习的姿态成就了他。纵观黄永玉九十年走过的路，他走的是一条自我教育的路，一条另外觅得力量的路，一条从四面八方吸收能量不断丰富自己的路。从民国到解放后那些年头，这一路他遇见的大师就有李叔同、丰子恺、齐白石、夏丐尊、徐悲鸿、梁思成等等，这些大师们的人格力量和真性情影响着青年黄永玉。多年后，黄永玉老先生写这些逝去的大师身影，他们就汇聚成为一部私人的文学艺术记忆和缩影。

 文学也可以展览，而且展示得更为盛大和有启示，它是：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罐斋二重唱、流不尽的无愁河。其中“太阳下的风景”，在时间的脉络里让人看到黄永玉一路走来的文学创作途径；“比我老的老头”取自黄永玉的一本书名，书中回忆了他与沈从文、汪曾祺、巴金、黄裳等多位师友交往的人生片段，诱世导俗；第三部分“罐斋二重唱”则用图文来思考人生，包括知名的《〈水浒〉人物》等；后一部分“流不尽的无愁河”，则是黄永玉还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小说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连绵不绝，是人生素材和心念的重新梳理。

就在几天前，已经92岁的老诗人、《华夏诗报》总编野曼先生得知我们要办“黄永玉作品朗读会”后，他跟我回忆说，早在1943年，黄永玉已为他的诗歌做木刻插图，也给彭燕郊、端木蕻良、陈敬容、聂绀弩、郭沫若、冯雪峰、郭小川、邹荻帆、艾青等诗人画过插图。在当代文学领域，为众多诗人、作家的作品雕刻木刻插图的，黄永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诗人兼艺术家了。每次去野曼老师的家，我都会欣赏挂在他家客厅的那张黄永玉的动物画，活泼又有生命的张望。念及旧情的野曼老师跟我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永玉在我香港的家中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之间无话不说。这次出版的《黄永玉全集》中，他还多次提到我。他在广州的作品朗读会，我一定会捧场。我看到他在上海朗读会的名单，有很多名家朗诵，礼孩你也要多请名家来支持。” 在广州找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真是难啊。我说，黄老喜欢跟年轻人交往，这次的朗读阵容就由青年诗人和青年朗诵家来组成吧，此外，我还会邀请到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教授来主持并点评，相信也是一份惊喜。雕塑家许鸿飞说黄老喜欢广东的南音，朗读会申请到古色古香的陈家祠举行，应是心灵安静下来的好地方。古老的建筑遇见现代的声音就是一种风格，就是活着的表达，文化在此就成为一个可以观赏的去处。

我到底不是诗人

往日并非完美，但人生的意义在于经历，在于积淀。无论积淀美德，还是友谊，都会带来历久弥香的境地。黄永玉老先生是重情义之人，这次一到广州就去看望比他老的野曼老先生，久违重逢的喜悦让他们聊起年轻时候的文学往事，也谈往后的文学计划。黄永玉老先生还邀请野曼老先生去北京他万荷塘的家住住。我突然明白了黄永玉老先生为何要写《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了。他们是存在于世最久的诗人朋友了，他们的记忆中都散发出火光，仿佛回到那个纯真、理想和希望并存的时代。九十岁后还有这样的友谊和活法，那是一个让人仰望的世界。因为他们走过不一样的路。作家稼樯说，人，一世故就会显老，一发现则满面春风。懂得发现，才懂得心理养护，就会进入诗人拜伦所说的天空布满彩虹的年龄。诗人内心因为有彩虹，他就拥有了秘密的通道，就能赎回逝去的岁月。因此，他不是老派的文人。友人，旧岁月，新生活，一个诗人狂想的旅程，正是生命中绵延的美意让黄老的文学行当中多了美谈，多了快意的人生，多了亲切的时光。

诗人是那种把自己的影子像砌砖一样砌进时代之墙的人，面对不幸，诗歌就是最好的见证。1970至1971年间，黄永玉独自一人在河北农村中央美术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日子不好过，爱无所依托，苦闷的黄永玉常常躲在被窝里创作，其中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是在手电筒的灯光下完成的。“……向光阴致意，/一种致意；/一种委婉的惜别；/一种英雄的、不再回来的眷恋；/一首快乐的挽歌。/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生活一样顽强，/生活充实了爱情，/爱情考验了生活的坚贞！”其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的时代忧伤和茫然，却又透露出硬朗不屈和对未来的信心。爱就是诗歌，就是抚慰，爱让诗人走出精神的荒野。1978年后，黄永玉先生的写作多了一份自我的省察，“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的不幸”，这样的诗句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对把坏命运强加给人民却又把明天拉向深渊的嘲讽。那一年12月，黄永玉以“咏喻”这个笔名在北岛主编的《今天》创刊号发了一组诗歌《动物短句》。此后的第二年，白桦、彭宁以黄永玉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被拍摄成电影《太阳与人》，影片在送审时引发了政治批判风波。还好的是这只是风波，不像文革时对他的批斗。黄永玉先生的前半生始终离不开某些荒唐的漩涡，但不管外面风大或雨打，他依旧凭着兴趣去创作。一个人经历了人间的沧桑却又不肯放弃理想，不愿意让灵魂枯萎，他就会建筑出一个创造者的殿堂。

无论什么时候，在诗人的殿堂里，对时代做出反应，争取生存的尊严，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是第一要义。黄永玉老先生曾经这样写过：“我告诉你，/他想哭的时候微笑着。/有的邻居盼望他死，/(想要他的房子)/有的邻居可怜他活。/他是动物/却植物似的沉默。//在院子里散步，/别为他的孤独难过，/因为所有的门缝里，/都有无数对眼睛活跃。/奇异的时代/培育细腻的感觉。/有的眼光像吮血的臭虫，/有的眼光/无声的同情，/无声的拥抱在闪烁。//一个人在院中散步，/寂寞得像一朵/红色的宫花。/明知道许多双眼睛/在窥探，/他微笑着，/仿佛猜中了一个谜底。”（《一个人在院中散步》）。这首诗歌写于一九七四年，在“人对于人是狼”的时代，它写出了经历者的精神困顿，但诗人用信念面对未来，痛苦在其中得到解脱。此时的中国还非常封闭，他的诗歌之所以闪亮，不在于形式和观念的创新，而在于他真诚地写出自己经历的体悟。

1981年，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出版，之后的一年获得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同时获奖的有艾青、邵燕祥、流沙河、舒婷等人。尽管获得很高的荣誉，但黄永玉忘不了自嘲：“人，也应该有个清醒的时候。我到底不是诗人。诗人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的。人之患在好为人‘诗’。”黄永玉先生的可爱在于他的幽默，幽默和俏皮都是生活的智慧。他说到了老年不再想当诗人，只想像一个账房先生那样，小心地做一些忧伤的记录。

我要慢慢地写到人心里去

人的一生就像荡秋千，在痛苦和无聊的最高点上来回飘荡，文学记录的真是人生这一状态。黄永玉先生的文字记录他感性的人生，思考得很有见地：“小时候，走几十里来看磨。磨经过很多运动，磨圆了，磨光滑了，跟人生的经历一样。看着轮子不停地转呀转，重复不停地转，像历史，生活一样，又像灾难一样，人生的欢乐都包含在内。有时轮子走到你面前，感到它很沉重但又没有危险，从面前滚过去，像一个大时代。”有生命性情的散文才会触及尊严和疼痛，在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写的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此文布满生活的痕迹和气息，散发出能动的痛楚，是惆怅，也是光亮。故乡思维是黄永玉文学行当中的一个压箱秘密。在《太阳下的风景》中，黄永玉这样写到：“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到，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逼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在文字中寻找乡愁，它朝向心灵的故乡，重获逝去的时光，如此一来都变成精神的还乡了。

黄永玉写长篇小说，在作家当中也是一个稀奇的例子。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永玉就动笔写长篇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但都是写写停停，直至他八十五岁又续写，如今才完成并出版第一部《朱雀城》。此小说从2009年开始至今在《收获》杂志连载，而且是边写边连载，这也给了黄永玉创作的压力和动力。如今九十高龄的老先生还在每天上午写作，每两个月要交2-4万字的稿，这样繁重的体力和心力没有阻住他涌动的文思。尽管工程浩大，但他一点也不马虎。对此，黄永玉有自己的认识：“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不要诅咒它，不要骂它，要怜悯它，我要慢慢地写到人心里去，希望把它写完。我仿佛看到沈从文、萧乾在盯着我，要是他们看到会怎么想？因而有很多时候我需要改写。”

黄老说得谦虚，实际上，他不守规矩、我行我素。这也是他的文学行当中珍贵的一粒珍珠。记得黄老说过：“我不懂文学规律，写起小说来提纲都没有。画画也不打稿，我是个外行，是界外的人，所以胆子特别大。”转念，他又说：“胆子大并非艺术，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心无大志，作品马马虎虎，只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么长处。”有胆识才敢打破规矩，这就是长处。作为一位老顽童，他属于有趣又黠慧之人了。遇见先生意味深长的文字，遇见他绵延的文化乡愁，遇见他机智幽默的人生，也是一种宽慰吧。是的，黄永玉老先生是一个“深在的自我”。

余生也晚，有幸在不同的场所见过几次黄永玉老先生，即便与他坐在对面一起吃饭，但很少去打扰他，只是静静聆听着他说的各种趣闻。有缘感受老先生的气息就够了，也不需要合影或者索求签名什么的。在我看来，遇见他繁多的作品已是遇见他对社会人生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不过说起来，与黄老多少有些许缘分，这与广州雕塑家许鸿飞有关。许鸿飞是我的朋友，他与黄永玉有忘年之交，他们相遇时双方的年龄都有不一般的意义。有时候，黄老来广州，许鸿飞先生会叫我去他的“石磨坊”坐坐。许鸿飞的“石磨坊艺术馆”收藏着黄老近十年来在广州创作的水墨作品和书法，其中强烈地叩着我的心扉的，是黄老以荷花为题材创作的大画。其画底部蓝色的荷池荷花盛放，厚重、神秘，有力，而上方飞过灰色调的群鸟，大写意的笔法，把自然的魅力呈现出来。整个画面气势充溢，是寂静的谛听，也是大声的颂扬，更是生命纯粹的燃烧。画荷花画得如此大气的，实在是难得一见。

绘画里流露出来的文学想象

黄老八十八岁那年，我有幸现场目睹了他创作一张大画的过程。黄老把绘画视为快乐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他的表叔沈从文说过的：“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黄永玉延伸了他表叔的文学精神，他在艺术里颂扬一切与他同在的人类的美丽与智慧。他画画时叼着烟斗，悠闲自得的样子，看起来很轻松。他从宣纸的中部开始勾勒，先是用粗的笔画树的枝干，然后改用小的毛笔勾勒线条，那些或直或弯或钩、时快时慢的线条慢慢地蔓延开来，笔墨所至之处仿佛带来纤细的风。有时，我会想，黄老绘画里流露出来的文学想象，是一条河流拐了弯的诗性表达。观黄老画画如看先民最初捏泥巴捏出栩栩如生的造型，生命时时处处都洋溢着一份突然降临的美感。情性就是人生，就是顺流而下的美德。晚年，他生命的河床更开阔，奔流得更为欢畅，生命之歌相互融合，抵达新的高度。作为一个寻觅者，黄老在时间河流的维度里追寻超越时间的东西。

千百年来，无论是艺术或文学的疆场上，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此时，九十高龄的黄老立马冲锋，如此气魄当是鲜衣怒马的少年。在中国，过多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精神的衰亡比肉体还要快，而黄永玉老先生不一样，他把人生视为一万米长跑，如果有人非议，他就跑得快一点，这样，那些声音就在身后了。个人的奋斗具有普遍的价值，他带给生命新的期许，带来少见的传说。

世上触动人心的还是人的造化。开始于艰难，忠实于艰难岁月，不迷恋于荣誉，创作总是从停顿的地方重新出发，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唏嘘的人生。观看黄永玉老先生“我的文学行当”，有恍如隔世之感。如果此时美术是别处，文学就是此地，文学与艺术就这样融合辉映着他的一生。由此，他有了气象，心性的自由达到沸腾的光辉顶点。先生了不起的人生行当是如此丰饶，他要把这些从岁月中得来的“行道”源源不断地典当给未来的时间，典当给一辈辈的读者，典当给渴望精神滋养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