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了《乔伊斯传》，作者理查德·艾尔曼是美国的著名学者，曾经写过《叶芝传》、《王尔德传》等多部文学传记，受到西方文化界的推崇。这部传记既有浓厚的学术性，也颇具趣味性，很值得一读。其中的章节，描写了青年乔伊斯与戏剧家易卜生的交往。

　　写出名作《尤利西斯》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从童年到青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一直在耶稣会所办的学校读书，且年年获奖，减轻了其父母的沉重生活负担。他少年时期已经开始大量阅读文学名著，读书之广泛，早已超过同龄人。1898年，他进入皇家大学都柏林学院。乔伊斯在大学期间结交了几个好友。他仍然如饥似渴地大量读书。他在中学时就已经掌握了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此时能够阅读原著了。上大学后，他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作甚感兴趣，为了能阅读易卜生的原作，又学习了挪威的语言文字。易卜生在20世纪初期名望很高，中国当时也翻译了他的《玩偶之家》，对推动思想解放有着极大的影响。乔伊斯很钦佩易卜生勇于面对现实的精神，认为易卜生是一位文学经典大师。

　　在乔伊斯入学的第二学年，他参加了校园内的文史学会的活动。他的一位同学阿瑟·克列利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主题是“剧院的教育价值”，认为现代戏剧道德堕落，尤其抨击易卜生剧作的影响恶劣，因而推崇古希腊戏剧与莎士比亚。其实，阿瑟·克列利根本未读过易卜生的作品，只不过跟随着保守舆论人云亦云而已。当场，乔伊斯起而对他的论文观点进行反驳，这在同学们中引起强烈反响。会后，乔伊斯又花费了几个月精力写成了《戏剧与人生》的论文，先将此文交克列利，以后又转文史学会主席德拉尼神父。德拉尼神父拒绝让乔伊斯宣读这篇论文。于是，乔伊斯马上找到他表示抗议，并且用意大利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宽容的名言来据理力争。德拉尼终于勉强获准他宣读论文。但是，德拉尼神父又暗地指使几位思想正统的学生围攻乔伊斯。

　　乔伊斯在论文中认为，古希腊戏剧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原因是演员必须遵循雅典式舞台的各种限制条件。莎士比亚戏剧也已经死亡，那只是“对话式的文学”。他提出戏剧不能与文学混为一谈。文学表达的是不断变化的个人怪癖，而戏剧表达的是人性不变法则。只有“新”剧作家才能感知何为不朽，他还把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用到艺术上：“无所顾虑的世界自会评判。”他认为艺术家的责任，不是去追求合乎什么宗教道德，也不是表现美丽和理想，而是应该真实地表现法则。乔伊斯不看稿子，发言至少半小时，对每一位批评者都给予答复。他充满自信的雄辩发言，立刻赢得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一个同学上前拍着乔伊斯的后背喊道：“乔伊斯，讲得太棒了！不过你小子也真是疯了！”

　　这场校园学术风波后，乔伊斯又搞到了易卜生的新剧作《当我们死而复生时》的法译本，并且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把这篇文章投稿给英国最有地位的文学评论刊物《双周评论》。半月后，《双周评论》主编考特尼给乔伊斯回信，要乔伊斯仅做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后，很快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乔伊斯谦虚地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很深刻，但还够得上发表水平。1900年4月1日，《双周评论》出版了。同学们看到了目录上登了乔伊斯的《易卜生的新剧》一文，都非常吃惊。乔伊斯还拿到了一笔丰厚的稿酬，也使得大家很羡慕。几个同学就仿效他也去投稿，但都没有成功。从此，乔伊斯成了同学们钦佩的“小名人”。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易卜生剧作的英文译者威廉·阿彻写信给乔伊斯，他在信中说：“我一两天前收到了亨利克·易卜生的一封信，我想你会对他的话感兴趣的，他说："我已经读了(或者应该说逐字拼读了)《双周评论》上刊载的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写的评论，文章很有善意，可惜我的英语还不够好，否则我会亲自写信向作者道谢的。"时年已72岁的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这封信，使这位年仅18岁的大学生乔伊斯深受鼓舞，他很郑重地给威廉·阿彻写了回信，“尊敬的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写信，我是一个爱尔兰青年，十八岁，易卜生的话将使我终生铭记在心。”

　　易卜生的这番鼓励，大大坚定了青年乔伊斯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信心。他从15岁起，就尝试着写一些诗歌及素描小品，虽不很成熟，但体现出作者善于观察人生的特点。他以后又模仿易卜生的笔法，创作了四幕剧《前程似锦》，并且寄给了阿彻征求意见。阿彻阅后，认为乔伊斯颇有才华，“可能还不只是一般的才华，”但也提出此剧有角色过多过杂等缺点，不是成功之作，不可能演出。不过，乔伊斯的创作激情被点燃了。他在校园期间，又曾经写过一部诗剧，利用暑假翻译了德国作家的两个剧本，还写了许多的抒情诗与散文，这些作品后来大多已经散佚，仅保存了一些片断。但从这些处女作中，即可看出乔伊斯捕捉生活镜头的敏锐性，以及他洋溢的艺术才华。青年乔伊斯在大学生活期间的文学活动，为他以后文学事业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