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1884～1918年），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
苏曼殊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之人，章太炎就曾说他是“老氏所谓婴儿也”。他是一个私生的中日混血儿，具有聪慧敏感的天性和率真的性情，对英、法、梵、日等文及佛学和绘画有较高的素养，而他长期以来又一直以病弱之身漂泊于乱世，再加上他内心又有着永不停歇的革命要求以及伸张个性、追求人格独立与污浊现实、求禅与寻爱的冲突，这又使他在看取世界时，能用诗人的眼睛把握住人世间一瞬即逝的、深藏不露的美丽，能让自己的心声在其诗歌中自然流露。这就不仅让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别人不可企求的、未经雕饰的美，而且还使其诗中多了一个托钵飘蓬、情深才茂、绝世独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的诗歌因此而具有了一种端妍清丽、俊逸悲怨，主观色彩浓厚而又文辞自然、真气扑人的独特风格。
在苏曼殊的诗歌中，不管是写景诗还是述志诗，也不管是爱情诗还是参禅诗，无不具有这种风格。他的写景诗如：“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过蒲田》）“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淀江道中口占》）诗中通过“柳阴”、“银沙”、“茅店”、“红叶”、“孤村”、“秧歌”、“远道”、“桃花”等极富个性特征的意象，写出了一种风光旖旎、凄然动人的意境，由此形成了一种清丽、俊逸的风格。他的述志诗如：“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寄调筝人》之二）“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其一）等都能由极冷的外表去包裹一颗火热的心，都能呈现出一种清淡、明丽、天然的特征，给人以无穷的韵味。他的爱情诗如：“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本事诗》之六）“翡翠流苏白玉钩，夜凉如水待牵牛。知否去年人去后，枕函红泪至今留？”（《东居杂诗》之十六）等诗，就通过一种自然流露的真情和一种闪烁扑动的灵气，使其平添了一股清艳明隽而又自然沉挚的神韵。他的参禅诗如：“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本事诗》之十）等诗，就在清丽隽永的韵味中透示着哀怨、空灵的情调。总之，在苏曼殊的所有诗歌中，无不跃动着一种清新、俊逸、哀怨而又率真、主观色彩浓厚的独特风格。这风格散发着“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的魅力，使人在一种疏淡宁静、沉凝清隽的意境中，感受到了诗人那种“其哀在心”、“其艳在骨”、“蓬勃不属”而又具有着“无限的伤心，无限的艳思”的浪漫风采。对此不少人有过较高评价，高天梅说：“曼殊诗，其哀在心，其艳在骨。”王德钟说曼殊诗“清艳明隽”。文公直说曼殊诗“不假雕琢，不事粉饰，全恃天才流露，至情感人”。周作人也说其诗有“真气与风度”，“表现出他的个性来”。这些评论实为精当之语。
苏曼殊诗歌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具有“婉约”特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近代以来以龚自珍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精神，特别是龚自珍的影响。郁达夫就曾说：曼殊诗“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层清新的近代味。”苏曼殊自己也说过：“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东居杂诗十九首》）可见龚对他的影响之深和他对龚的倾慕之切。的确，龚自珍等人除给他以人格、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外，更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蔑视封建意识，敢于为情憔悴、为情愁苦，敢于流露至情真情的浪漫精神。其二是受到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苏曼殊曾在《与高天梅书》中说：“衲尝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屈原）、太白，师梨（雪莱）足以合义山、长吉，而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佛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在这里苏曼殊之所以把拜伦和雪莱誉为“灵界诗翁”，而贬低莎士比亚、弥尔顿、杜甫诸人，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与拜伦、雪莱艺术旨趣相近，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拜伦等人那种狂放不羁、追求自由的强烈个性的仰慕。
在中国近代诗坛，苏曼殊以其所处时代的道德、哲学、美学等观念为创作基础，通过融合中外浪漫主义精神所形成的这种凄艳清婉、直抒性情和透脱自然的新诗风，是自成一体的，它不仅为清末民初诗坛带来了一股拂面的清风，对当时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它还以强烈的近代性特征，为“五四”浪漫主义诗风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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