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锺书先生离世后,我的老伴去看望杨绛先生,一进门还没说话,只见杨先生孤身一人,老伴就抑制不住抽泣,后来干脆放声大哭起来。杨先生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到沙发上说:“你比钱瑗小四岁吧?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锺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锺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老伴回来向我传述以后,我说:“瞧你这点出息,让你去安慰老太太,反倒成了被安抚者。”说这话时,杨绛先生88岁,到2010年春天,杨绛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12年。时间是最严酷的史官,这12年,杨绛纤弱的身体承担了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和痛苦,她做了多少超负荷的工作。直到接近百岁前夕,她的脑子还在坚韧地思索,她的笔还在顽强耕耘……2010年元旦之后,她写的《俭为共德》(见3月10日“笔会”),证明了她还在为社会风气的奢糜而担忧。还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杨绛说过:“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练人品。”果不其然,现在杨先生年龄越大,体质越弱,却越是彰显出了她的人格魅力。
中国人计算年寿的习俗,“庆九不庆十”;杨绛是1911年7月17日诞生的,进入2010年夏季,她就是一位跨进百岁的老人了。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这位百岁学者的人格风范,是否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高尚作事,低调作人,毕生自强,终竟自律。
当电视剧《围城》(原着在1946年12月《文艺复兴》连载,次年一月成书出版)热播时,钱锺书好像成了“文坛新秀”,几乎要被媒体包围,不速之客简直挤破了门。钱先生避之唯恐不及,曾对我引用民间格言说:“要想好,大作小!”他的诗中还有一名句:“落索身名免谤增”。杨先生当时则更卑微地自比:“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这就叫做低调。至于他们所作高尚的事,实在太多,我这小文,无法容纳,恕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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