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起沉沙：沪剧《邓世昌》的情与思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2014年正值甲午两甲子，为此上海沪剧院推出了新编沪剧《邓世昌》。致远舰沉没了，北洋水师覆灭了，邓世昌等那一群青春骄子的英灵，在东海呜咽的涛声中，向今人长咏出生命的歌、坚贞的梦。

　　情系历史，思古鉴今。为此，我与《邓世昌》编剧蒋东敏进行了一番交流。蒋东敏坦承，其实她并不擅长战争题材的写作，但接手这个创作任务后，她便认真对待。首先当然是大量史料的收集，这个过程很辛苦。因为不仅要熟悉甲午战争历史，熟悉北洋海军历史，还要熟悉历史中人，尤其是剧本中涉及的人物。邓世昌自然是重中之重，凡是网上能搜到的相关资料、轶事，她几乎看遍。然后是刘步蟾、丁汝昌、李鸿章、慈禧太后、东乡平八郎等等，都要逐一去了解。因为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不能够胡编乱造。甲午战争固然是中日之战，但当日时局又密切关乎朝鲜“东学党”内乱以及中日对此的态度和行动，所以连带那段时期的日本、朝鲜历史都要去了解，特别是中日之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像出生于日本的华裔作家陈舜臣（1924—2015）的历史小说《甲午战争》《日本人与中国人》等作品，就给了蒋东敏很大启发。陈舜臣的双重身份，使他对中日文化、中日关系的阐述都比较客观，视角也比较新颖。蒋东敏还去了当年的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这趟采风令她收获颇丰，因为很直观。她登上了复制的定远舰，参观了海军公署，还从刘公岛上的水师学堂得知，当年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上的投入其实是相当庞大的。

　　的确如此，据史料记载，“定远舰”和“镇远舰”都是当初由清政府委托德国建造的7000吨级铁甲舰，共花费白银282万两，当时均堪称“亚洲第一巨舰”。二舰于1885年驶抵天津大沽口，加入北洋水师服役。可是10年后，一场甲午海战，二舰都遭受重创，双双被日军缴获。镇远舰后来被屈辱地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过日俄战争，1915年退役被拆解。而定远舰的残骸被日军拆卸后带回日本，今天在日本的福冈有一座“定远馆”，就是用定远舰的遗物建成的，这也是定远舰现存遗物最多、最集中的地方。要知道，当年的定远舰可是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旗舰。现在我们在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看到的只是按1:1规格复制的定远舰模型。这不能不令人揪心！

　　蒋东敏说，这些都影响着她创作中对主题的把握和人物的定位。看得越多，就感到越心痛。当年的北洋海军，是多么豪华的配置啊！当年的那些将领，是多么优秀的英才啊！为什么会“天妒英才”呢？一场战争，全部烟消云散。剧中尾声邓世昌的那段独唱：“轰隆隆塌了天方，哗啦啦散了画梁。声名赫赫的北洋海军，就这样无声无息成过往……”它就缘于蒋东敏从刘公岛回来后，对于北洋海军的覆灭所产生的那种无以言说的痛楚。但是痛定思痛之后必须反思，要把历史性的思考融入到现场性的戏剧，要注重艺术创作的细节。

　　比如剧中出现了日本细作窃取北洋海军情报。管中窥豹，情报战略的短板其实反映的是清政府战争思想和海防海权思想的真空。那个时候，日本的情报意识早已相当强烈，情报战的工作几乎做得无孔不入。日本人在中国长期潜伏，说中国话、着中国服、吃中国饭，扮作贩夫走卒、僧人渔农乃至工役乞丐，他们善于在与中国底层细民、军士的小恩小惠和只言片语中获取信息，包括民众心态、财力投入、地理形势、军事部署、士兵训练等等，然后仔细分析，组织成重要情报，随时上报到日军总部。这方面，清廷完全是被动乃至麻木的。在戏里，北洋水师截获了日本间谍绘制的中方布防图，可是如此重大的军情，不仅北洋将领反应不一，他们当中很多人沉湎于“吃喝嫖赌抽”，观念迟钝，士气低迷，而且这样的军情也很难及时传递到决策高层。反过来，需要高层及时下拨的军费军饷又长期得不到正常补给。李鸿章这位北洋海军的创立人，也不得不在官场自保与战场防守之间左右周旋，缺乏积极的应对。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不断维护并保持北洋海军的强大重要，还是讨“老佛爷”慈禧建颐和园庆寿的欢喜重要，这是一个难题。但他最终还是向后者倾斜了。关于甲午战争，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出自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书中说有西方报纸论此战乃是“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极其意味深长！之所以说甲午之战乃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不是说李鸿章独力擎天，恰恰相反，实是整个清廷，朝野上下，所有人都无法形成一个“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凝聚思想。所以剧中会写邓世昌和刘步蟾绕过水师提督丁汝昌，直接向李鸿章越级讨饷的事件。由是，邓世昌的清醒必然走向孤独，他的勇武也必然化作悲壮。

　　今天，对于沪剧这一剧种的《邓世昌》演绎，剧作家的个体感悟、艺术想象和人文情怀，是如何投射于历史剧和传统戏曲的创作，历史剧又当如何走进当代审美视野呢？

　　蒋东敏谈到，历史剧首先是剧，故事要讲得好，要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其次，历史剧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大的史实一定不能胡编，已有公论的历史人物最好不要做颠覆性的诠释；第三，寻找到历史人物和自身感悟的契合点。她曾经一直想寻找到一个最真实的“邓世昌”，但在翻阅大量资料后，她发现是找不到的。任何人对于邓世昌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自身对这个人物的期许和好恶；每个人眼中的邓世昌都是不一样的，你无法判断哪个最真实，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那么蒋东敏笔下的邓世昌其实就是带着她的个人情感，寄托个人感悟和理想的那个邓世昌。于是，沪剧《邓世昌》以甲午海战为背景，以战争的发生和失败为线索，以邓世昌为核心人物，由此展开艺术想象，重点讲述邓世昌与妻子何如真以及刘步蟾、丁汝昌、李鸿章等众多人物之间的爱国情、夫妻情、战友情，从侧面去考问战争失败的复杂因素，呼唤我们永远不能泯灭的英雄主义情怀。电影、电视、戏剧等样式曾多次演绎过邓世昌这一人物，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人人敬仰的主战派英雄形象。而沪剧《邓世昌》在以情动人、以腔感人的沪剧艺术特色中展开剧情、塑造人物和引发思索。这也是补沪剧的阳刚、扬沪剧的抒情所在。剧中的邓世昌，既有“恰同学少年”的生机勃勃，也遭遇了“人到中年”的个人危机和民族危机，他不仅是个伟英雄，也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儿。

　　邓世昌的爱国情、英雄情在剧中是主旋律，夫妻情、战友情都是为主旋律而服务的，使其得以刚柔相济。邓世昌的爱国情变化层次较小，比较纯粹，是由人物个性所决定的。论形象，邓世昌不如刘步蟾讨巧，因为刘步蟾有一个从沮丧堕落到重新振作的过程，这样的人物比较容易出彩。但并非每个人物的发展都一定需要太多跌宕，邓世昌性格变化不大，情绪变化却不小，他有意气风发，也有意志消沉；有理智沉稳之时，也有冲动激进之时。邓世昌的夫妻情有三场戏来表现，分别是少年夫妻的如胶似漆、中年夫妻的休戚与共和诀别夫妻的生死相约。后两场表现得充分一些，少年夫妻就一带而过了。同样，对于海军军官群像，也有三个层次来表现：毕业时踌躇满志，艰难时矛盾频起，危难时释嫌携手。第二层次目前还在进一步修改之中，希冀能更加尖锐，更突出人物关系和人物个性。这样的修改，也会使最后的和解更合理、更好看些。此外，甲午战争以中方失败而告终，但它又是日本处心积虑筹备多年的必然结果。日本为挑起这场战争，不仅付出了极大的人财物力，举国上下也非常戮力同心。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原本这些在剧本中是有所表现的，但随着剧本结构走向的调整，这些情节削弱了很多。这里有考虑到演出节奏的原因，也有为主题服务的原因。当剧本主要的情节线改变为北洋海军及清廷内部的冲突后，中日敌我之间的冲突揭示自然会受到削弱。所以蒋东敏思量，剧本修改时，后者的揭示能否再合理强化一些。

　　历史剧的创作，其思想要义在于从历史性审辨实现为现代性的精神转换和人文激活。拿破仑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任何觉醒都终归于人的觉醒，而非器物；任何强大必崛起于思想的强大，而非体量。国家的强军强国如此，文化的自强自信也是如此。

　　蒋东敏做编剧多年，作品不少，但仍有很多困惑和期待。她说，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对戏剧并不真正理解，很多课上过、考过就忘了，可以说直到毕业了，她还并没有学会怎么进行戏剧创作，虽然那时已经写了好几出戏了。毕业后整整四年，没有一个作品上演，但她仍在坚持写作。她是在每一个戏的排练过程中，才逐渐明白了应该怎么写戏。所以对于编剧来说，真正的成长都来自于实践。目前，她在创作上期待能有一部代表作。当然，目前中国的教育环境不是太好，比较功利，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普及不够重视，中小学缺少这类课程。现在的孩子很少走进剧场，很少体验戏剧，更几乎不知道何为戏曲。蒋东敏呼吁戏曲院团应该更加主动地走进校园，不仅仅是大学校园，更要走进中小学校园，编创一些课本剧、寓言剧，让青少年更多地了解戏曲。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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