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来的认识，是十几年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他的骨子里有些傲气，宁折不弯。比方说《尘埃落定》出版时屡屡碰壁，在全国的各大出版社转了一圈，被编辑们提出各种修改意见，阿来就认准一条：除了错别字，别的不改。最终，《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出版15年来发行上百万册，可以佐证阿来对文学的认识和自信不无道理；比方说他的另一部作品没有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媒体采访他时，他正在高山看云。他一口回绝：这些与我毫无关系。得奖能解决什么？肯定有很多好处。我最想得到的好处，是把小说写得更好。得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阿来的起步不算早，自22岁开始写作，写作之后经历无数次退稿。此后，阿来陆续完成《空山》、《格萨尔王》和《瞻对》等。他说，不是自己在寻找题材，而是线索之间的牵连，写完一部历史题材，会带出一部现实题材。《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空山》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写完之后，觉得更遥远的历史和现实一定有某种关联，就写了《格萨尔王》。《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本书，阿来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

　　“我为什么写作？”阿来常常自问。他希望自己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能够有所解答。做调查、研究理论问题、包括写作，都是为了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写作没有解决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某种疑问，那么写作毫无意义。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

　　不妥协、不盲从，阿来的“不随和”恰是他赢得尊重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家乡时总是依恋，总是不舍。阿来也称故乡为“肉体与精神的原乡”，但却否认一贯的说法：“路上哪里有弯道，哪里有棵大树，都太熟悉了。回去也是很正常的来来往往，不过是一天的车程，不能说一抬脚就到，至少油门一踩就到了，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继而，他谈到这是中国文学中有趣的问题：把故乡的依恋渲染到难以割舍的程度。“很多人一生的努力就是离开乡村。当然会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大概也和古代文学传统有关。”他举例说，在古代，因为交通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可能走一次就不回去了，有的像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的人们再这么表述就有些夸张了。

　　阿来的很多著作是厚重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但是写起花花草草，也不乏妩媚多姿，摇曳生情。为什么要在《草木理想国》中将镜头对准一草一花？阿来说，中国人特别喜欢大道理，关于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所出生或生活的城市或乡村，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环境保护，尊重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一花一草。一花一草是什么？不知道了。于是他来告诉大家所“不知道”的。（舒晋瑜）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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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苗恒，来源：中华读书报，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