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友供稿

■本报记者　刘　放

我从一开始下决心做研究工作就比较摆脱功利心了。退休之后，更加清心寡欲。当然，我并没有钻到故纸堆里去，而是非常关心现实社会。我收到了很多报刊杂志赠送的刊物，因此信息相当灵通。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甚至比年轻人更加开放。

我不愿意自己的写作掺乎到商业行为中

晚报会客厅：资老师好！首先祝贺你获得本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你的答谢评委辞很有意思，你不但说你没有想到会得这个奖，还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就是散文。

资中筠：谢谢！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近年获过一些奖，那都是没有奖金的，是网站上推荐的，读者认可的。这个比较可靠。也没有什么担忧，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不带丝毫的商业行为。而这个“在场主义奖”可是有很高奖金的，所以，我倒是有些谨慎了。我不愿意自己的写作掺乎到商业行为中。后来得知所谓“在场主义”，主要是提倡“介入”，大概就是指写现实存在的、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情愫。评委都是很有正义感、学术成就极高的学者，而且在评审中评委会成员之间互相不集中讨论、不沟通交流、不干预影响等“三无”，我就觉得这个奖是干净的，是意外的收获。我虽然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但是从未从事过文学创作，也没想到自己这些文字就算是散文。承蒙诸位文学界的专家评委赏识，我感到很荣幸。我的《不尽之思》是我有所思、有所感，就信笔写来。一部分是理论的思考，一部分是感性的、经验的。写作中，一篇文章要改好几遍。不过这种修改主要是求准确地表达，或者删去冗词，而不是为修饰辞藻。《不尽之思》所写都是平生接触到的人和事，在回忆往事中感到值得一写，大部分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和视角。有些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但都是我在特定场合所见到的，别人未必见到，或者未必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就是其独特性，只能是我写的，别人不可能写出同样的内容。如果还有生动的地方，那是其人和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也许我在某些方面感觉比较敏锐，别人视而不见或认为平淡无奇的，我却被打动了，读者或许从中看到某些更深的意义。我说我不是散文家，是大实话。

晚报会客厅：你不是散文家，你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正是你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你的散文题材的稀缺性，独家性。能说说你的研究工作吗？

资中筠：这个问题比较大。也有别的媒体朋友这样问我。我在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前，是在对外友协工作，也是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我主动要求调到研究机构，但当时又不让脱离外交部系统，所以先到那个研究所。那时在外交系统从“一线”到研究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贬黜”，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去的。

我爱阅读。我事先了解到那个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料收集最全，管理最好。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历年解密外交档案和美国国会辩论的记录。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但因为研究所只研究当前的问题，很少有人去看几十年前的档案。我去了之后感觉如鱼得水，天天在那儿看档案。后来，有一次出国，我在飞机场碰到了李慎之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当时也并不太知道他。他好像听说过我。因为我在研究所时，根据所看的档案，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一通，谈得很投机，都对当时我国对外面事物的闭塞和外交的僵化有许多意见。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职位这样高的老干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竟然那么开放。那时他刚筹建美国研究所，他就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不久，我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通过很多争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国所。

我受过很严格的外事工作训练，特别守纪律，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小心。我记得李慎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怕人家说你不爱国，你绝对是爱国的，你写什么都是爱国的，所以用不着老在那儿想着“站稳立场”。我觉得在无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于他。

未来社会是需要青年去创造、去革新

晚报会客厅：知道你非常爱自己的祖国。你胞妹名资华筠，姐妹的名字嵌进“中华”。你将对日本侵华的深恶痛绝，表现在你从深处揭露了他们侵华的罪恶，这在别的学者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资中筠：你所指的，应该是我回答某媒体时，揭露日本侵华阻扰了中国在上世纪初的现代化进程。这个话题，是从问及我小时候所受教育引发的。我从小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小学和中学。那时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就是教学生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当时政府从北伐以后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导者是蔡元培这批知识分子。教小学生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给你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高年级就教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原则。教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强调的就是公民的义务。我没赶上高年级天津就沦陷了，日伪教育把我们的公民课去掉了，换成“修身”课，里头讲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国文课本里去掉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难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么通过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当然也是有选择的，他们绝不会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爱国内容。所以，我就觉得日本人当时的侵略是反对中国现代化。他们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来侵略不可？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还不错。民族工商业，各种现代企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教育、新闻这些现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个时候。那时中国人特别爱国，包括企业家都有怎样能够竞争过国际产品这样的志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这个趋势，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晚报会客厅：你是具有世界意识的专家，你的文章对当代青年会很有教益。

资中筠：我看问题常常超越国界，横向全球看，纵向从大历史看。这可能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问题有关，但是也与我从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民国元年出版的小学国文和修身教科书。那部教科书贯彻的宗旨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不但讲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颇具世界眼光，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世界历史、地理，并且强调人类的博爱。我本人没有赶上学那一套教科书，因为那还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是文言文的，但是我从小学到中学所学的内容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再加上我上面说的，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就是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所以习惯思考超越个人和家庭的问题；　较少关注和追求物质享受。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太实际、太实用，对社会、对世界、对暂时与个人利害无关的身外之事缺少好奇心，当然这与我们的教育制度把人变成考试机器也有关系，也与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气有关。但是毕竟，未来社会是需要青年去创造、去革新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尽可能视野开阔一些、目光放远一些，对他人多一些同情心，对世界和自然界多一些好奇心。如果诚如你所说，青年人读了我的书能有所启发，于我是颇为欣慰之事。

我并没有钻到故纸堆里去，而是非常关心现实社会

晚报会客厅：能否给我们读者谈谈从事学术研究的必备素质？

资中筠：我想，既然要做学术研究，首先一条就是得甘于寂寞吧。如果要研究一个问题，你就应当有探索的要求。一般都是先读书，包括档案文件等等，有了心得才写出来，在写的过程中不断使思想条理化，再发掘出新的材料，不断向深、广钻研下去。这是做学问的正常路径。现在的课题制是倒

过来的，先设定题目，再找人、找材料，还涉

及到钱的问题。我们上一辈的大学问家是没有人先申请课题再来做文章的。比如钱钟书写《管锥编》、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怎么会先有课题呢？可能申请也难通过。过去的教授有较高的工资，能够做到十年磨一剑。就量而言，有些大家著作等身，但有些则

很少，不能简单地以量的多少来评判。我自己真正

成就比较多的，是在退休之后。一是著述的量比较

多，更重要的是思想更解放，眼界更开阔，都是有

所得而写，而不是应付评审。

在社科领域，不论哪个专业，文、史的水平都是基础，特别是搞国际关系的，必须要有历史感。作为学者，若赶时效，自然比不过第一线的记者，而应着眼于长期而深入地探讨真正有意义的题目。所谓有意义，首先就是你有深入探索的兴趣。其次你觉得可以微言大义，由具体问题看到更广更深层面的问题。比如你研究的是美国枪支问题，看来很具体，但深入下去，可以发现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各方面的特点。研究课题不能随大流，必须有一个独特的角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了解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可能重复别人的劳动，不能

做出自己的贡献。至于抄袭，那就更不可

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揭

发出来的还是极少数。自律

固然重要，整体而言，是教学、评审体制、师

资都出了问题。

至于做学问的经验，我认为还是应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前辈这么说过，前　辈说　得很对，我也很受益。刚起步的时候，要挑一个窄而细的题目，小题大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慢慢展开的。我觉得要研究美国的话，就应当从基础开始。研究美国外交，也要从历史的或当前的现实着手，不要空谈。另外，做学问需要有一点耐心，别马上想着出成果。当然现在要评职称，每年都要考评，所以出东西的压力不小。

晚报会客厅：退休之后，你依旧醉心于学术研究之中。学术与思考已经成为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为何到了晚年成果反而更多？

资中筠：应该是一种惯性吧。我经常收到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来信或电话，有些甚至来自于很边远的地区。由此交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新朋友，多年断了音讯的旧友也因此而重新联系上。尽管在茫茫人海中这只是小小的涟漪，但足以让我觉得悟道不孤，感到工作还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不断思考和写作的动力。退休之后，之所以成果更多，一是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二是思想自由，更加解放、开阔了；三是没有功利之心。我从一开始下决心做研究工作就比较摆脱功利心了。退休之后，更加清心寡欲。当然，我并没有钻到故纸堆里去，而是非常关心现实社会。我收到了很多报刊杂志赠送的刊物，因此信息相当灵通。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甚至比年轻人更加开放。

晚报会客厅：除了研究和写作，退休后的业余爱好能透露一点吗？

资中筠：爱好之一就是弹钢琴，主要是自娱。还有就是退休之后，在文化界、出版界的朋友多了，以文会友，有一些聚会。反倒是与原来国际问题的圈子疏远了。我过得很充实，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推掉了很多邀请。我通常是早上起来工作，下午读书看报，天气好的话出去散散步。

资中筠小传女，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

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

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资中筠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