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琪/文　姚永强/摄

人物简介

范培松，笔名艾袁，生于1943年7月10日，江苏宜兴人。196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苏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州市立达中学校学术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有专著《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悬念的技巧》、《报告文学春秋》、《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主编《写作教程》、《文学艺术学例》、《文学写作教程》、《中外典故引用辞典》、《中国散文通典》，《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四卷）和《苏州作家研究》（九卷）等。  

这显然是一位学者对他的散文观的实践。他的散文致力于写“我”。虽然，个人的苦难也是民族的苦难，但是他要写时代历史长河中一棵个人和家庭的“水草”的飘摇，将“自我”和盘托出，由此让你看见历史长河的波澜，无论是光明的还是晦暗的，这就是范培松的散文。

他说，这篇散文写得既流畅又艰难。那些故事都深埋在记忆中，但是因为感情太深，写到动情处，他常常伏案痛哭。初稿四五万字几乎一气呵成，随后听取一些朋友的意见，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修改，扩充到十万字。范培松说，“写得很伤人”，他身体一向很好的，但是现在心脏不太好了。

今年，范培松的八卷文集也即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包括散文史和散文批评史三卷，散文创作理论、报告文学各一卷，论文集两卷，散文集一卷，其中也收录了他的新作《南溪水》。

南溪水长流不息，流过范培松的家乡———宜兴徐舍镇中范村，相传范家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一脉，从苏州沿太湖向西迁徙，在南溪水边停留，从此定居。

他是贫困之家聪慧的小儿子，家中赤贫，却在爸妈和兄姐呵护下长大。家里分到了田地，过了几年好日子，随后合作化开始了，爸爸坚决不参加，他家成了村中的“台湾”；成绩优异，却没有钱交学费，又因为家里不参加合作社减免不了学费；童养媳落水身亡，姐姐病死；数年之后他通过1961年惨烈的高考被江苏师院录取，第二年暑假，爸爸去世了。欢乐和悲伤交替出现，苦难和幸运轮番上场，这是范培松的童年和少年。

场景转移到苏州。校园的宁静很快被打破：“四清”运动，“文革”，抄家、武斗、清查“五一六”分子……妈妈去世的时候，他被囚禁在斗室，得不到消息，更不可能回家。这是黑白颠倒的年代，他经历无数危难，却又化险为夷。

许多人对范培松有个疑问：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为什么你还能这样热情洋溢？他不能原谅“逻辑先生”不让他回家见临终的母亲，后来却冒着危险救了他的命。他记着当年帮助过他的人，在文中一一道出。妈妈教他相信。苦难使他永远怀着希望。黑暗的年代，他却看见人性的光明。心中有爱，你就会看见爱———这是父母留给子女最好的财富。

我希望读到这篇散文的人，把这篇散文作为他的护身符，给他希望

苏周刊：您的长篇散文《南溪水》，写了您从出生到30岁的个人生活史，您在古稀之年推出这样一部长篇散文，应该有特殊的意义吧？

范培松：很多人劝我写自己的经历，但是我一拎起笔就写不下去了，特别是有些刻骨铭心的镜头，让我很难写下去。这一次终于写了这个长篇散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给下一代讲讲我和我的父辈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第三代是个男孩子，各方面都很健康，但是不坚强，碰到一点挫折就喜欢哭。每次我都说，你哭够没有，没哭够就再哭，男孩子的眼泪是不能轻易流的，人生是很艰难的，男孩子要有承担起生活艰难的能力。我要用这篇散文鼓励他们前进。我在报纸上看到，现在的孩子很脆弱，自杀这种事很多，我希望读到我这篇散文的人，把这篇散文作为他的护身符，给他希望，不要跳楼自杀。永远要坚信：希望在前面召唤着你。我遇到这么多困难，每次都碰到了帮助我的人，都能平安度过。我家是单干户，当时单干户等于四类分子、地主，这个时候九哥帮我弄虚作假，出具我家已入社的证明，让我能免掉了三年学费，当时16块钱学费我家里根本交不起。我读书的时候村里有十多个孩子，后来只有我一个人读出来了。特别是“文革”中，我被当成“五一六”分子关了一年半，这时候一位姓叶的工人师傅帮助了我。武斗当中，百步街上素无交往的邻居冒着危险，挺身而出，为我作证，救了我的命。希望我的第三代，希望读到我这篇文章的读者，能有个强烈的感觉，希望永远在前面，大胆往前走。第二，是给我父母的一个迟到的告白。我女儿写过一篇散文，写三个女人，一个是她妈妈，一个是她外婆，一个是她奶奶。她的文笔非常好，但是我读后说，孩子，还是我来写吧。她没有经历过苦难，文字有些飘。用巴金的话来说，我是当遗嘱来写的，要给家里人一个交待。我的小孙子半天就看完了这篇散文，他说，真感动，这些故事像是发生在外国似的。诚然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文中所涉及到的事实，尤其是“文革”中的事，当事人还在，要请他们来检验，我是否说了谎，有没有掺假，欢迎他们批评。

个人史的兴起，证明了社会的文明与开放

苏周刊：对近年来长篇散文的兴起，您怎么看？

范培松：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以前谁敢写？如果搞运动，这就是证据。沙汀为贺龙写的一部长篇散文，再版了十几版，其中有一段写到贺龙自述，我是土匪出身，过去也有七八个老婆。就这么一句话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声讨他的证据。建国后修改的时候沙汀已经把这一段拿掉了，但是还是被翻出来的。在政治极不正常的时候，涉及到自己和家里人，是很危险的。现在个人史这样兴起，证明了社会的文明与开放。我写的东西，在特殊的政治坏境下也可以成为批判我的证据：原来你还有童养媳，原来你家还是单干户。但是现在可以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是一种开放、文明的表现。一个社会，文明不文明，不是看小说、诗歌繁荣与否，而是要看散文，看作者心灵开放的程度。散文中如果能够把心灵充分地开放，证明这个社会是文明和开放的，这是成正比的。散文是时代的风向标。现在长篇散文的兴旺是个好事。

苏周刊：您在《中国散文批评史》中说过，弘扬“自我”是中国散文批评的永恒主题。写这部长篇散文，是不是对自己散文观的践行？

范培松：这是我在长期的散文研究中形成的观点，散文必须弘扬“自我”。但是，什么是“自我”，又是扯不清的一个哲学命题。直面人生难，直面“自我”更难。在这篇散文写作中，我对自己进行了严酷的考问，我没有回避。历史存在着，我必须面对，因为我敬畏散文。同时我要告诉子孙一个真实的“我”。散文是作者性情的艺术呈现，在散文中最能看到作者的“自我”。现在的社会浮躁到连石头都要飘起来。散文要有一种人文关怀，对社会、对人的关怀。只有爱是扣动人心的。我的文章中写到的，比如枪毙人，虽然当时我挤不进去，但是还是看到了一点惨烈的场景，我没有写。在苏州，一次我对莫言说，我对你有一点意见，你《红高粱》里写的对人剥皮是欺负我们读者，因为我们谁也没看到过对人剥皮，写得未免太残忍了。写小说可能会故意给读者刺激，散文不需要。汪曾祺说：“散文是文化休息场所”。

我看了余华写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那样的，

他写的“文革“的场景，有些我很难进入

苏周刊：您文中写到的历史，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了解了，您也是想让他们了解那段历史吧？

范培松：2009年动笔，我一直在犹豫。第一，我写的是小历史，是我们家的历史；如果说历史是一条大河，我们家就是这大河当中的一棵水草。这棵水草在河水中，江河起波澜的时候，水草也要晃荡，我就是要写这棵水草的晃荡。单写这棵水草的苦难，我就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我最担心的是这一点，所以，我最需要写的是河水对水草的冲击。

这是一个心灵逐渐开放的过程。初稿四五万字，家里的很多事还没有写，没有写到童养媳，也没有写到我家里的矛盾。现在你看到的，已经丰富多了，写到了我爸妈和我嫂子的矛盾，当时我很小，印象却很深。家中无是非，家中无真理。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分是非的地方。家庭的历史不可能和社会分隔开来，我的家庭30年中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而动荡的原因，就是群众运动，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文化大革命。照理，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和我妈妈没有半点关系，但是那场革命却要我妈妈来承担它的恶果。这就是这场灾难的群众运动的危害所在。这是我对群众运动的反思。希望悲剧在下一代不要重演。我看了余华写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不是那样的，他写的“文革“的场景，有些我很难进入。

苏周刊：即使在那些艰难的日子中，哪怕在“文革”中，我在您的文章里，还是看到了很多温暖、光明的东西。

范培松：是的。我从小到现在，写的是苦难，但是展示的都是爱。爸爸妈妈爱我，哥哥姐姐爱我，老师同学爱我。一个人心中一定要有爱。您心中有爱，看见的才是爱，才会阳光。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到社会上去，一是要善良，二是要阳光。只有善良的人，心地才阳光。诚然，爱不能包打天下，但是爱能疗救人们的精神创伤。生活在仇恨中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文革”恐怖的就是人人生活在仇恨之中，我想用自己的散文来展示这一点，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现。我始终认为，人要感恩地生活，我已经年近古稀，常常想的是还有什么恩没有报。这次文中写到“逻辑先生”，我还是从考问自己的姿态去写的，并放到社会的背景下刻画的。多一点理解。在这一点上，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精神导师邵玉彬，是我的榜样。整个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他整得死去活来，“文革”后，他一概原谅了他们，真诚对待他们，这是大爱。他对我，每次见面，殷切地关心我的科研关心我的进步。记得一次他的心脏病发作，昏迷了，经抢救，醒过来了，我去看他，他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听说你牵了狗去参加支部活动，不可以的，今后要改。虽然根本没有这事，不知哪个人在他的面前嚼我的舌头，但是我非常感动，没有作任何解释，只是含着泪点头，让他放心。

苏周刊：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写个人生活史、家族史的长篇散文，但是像您这样深入描绘江南农村底层生活的很少，作为一位散文史家，您写这部散文，也是为历史提供依据，有这样的意图吗？

范培松：建国以后几部反映农民生活的所谓红色经典，像当时影响较大的《暴风骤雨》、《创业史》和《三里湾》，当时我读时，不敢怀疑，但是总和我家对不上号，也没有去认真思考。不过城市居民和农民对比强烈，那时，农民做梦都想当城市居民，因为城市居民每个月有定量，农民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见到有人写过统购统销，这是怪事。1960年，县委书记到我的家乡来检查，看见农民不下田，斥责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下田？”九哥牛劲来了，发火了，他说，你叫他们怎么下田？他们没有饭吃，没有力气。那是我唯一见到的一次九哥发脾气。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对农民的伤害太大了。我确实有这个意图，农民太苦了，社会怎么关心农民，都不过分。我读了陈庆港的《十四家》，对当今一些农民的生存很震撼。

现在我们这一带的农民的生存环境不同了，有力的证明是，农村户口值钱了，考上了大学，户口都不肯迁出来，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

苏周刊：这部作品写到1972年您30岁的时候戛然而止，还打算写下去吗？

范培松：有不少人劝我写下去，但是后面三十年要写下去比较困难，姿态和立场都很难把握。很难写。如果我写，一定会和盘托出。我写起来，也肯定会考问自己，不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完人。

苏周刊：这部散文各用一半的篇幅写了您在宜兴和苏州的经历，这两个地方在您心中，分别是什么样的位置？

范培松：宜兴留给我的虽然是两个字：饥饿，但是它是我的精神原乡。爸爸妈妈教我如何做人，我也按照他们的理念去做人，有时要吃亏，但是我终不悔。它是我的精神本源所在。苏州是一个福地。苏州不排外。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草根族，但是在这里，得到了太多的温暖。这里有我深爱着的人，也有深爱着我的人。用陆文夫的话说，是“梦中的天地”，是圣地。这很奇怪，相邻的无锡和上海都比较排外，在无锡工作不会讲无锡话就会被排斥。苏州很包容。我有机会离开苏州，但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和它共命运，这里有太多的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这里处处有文化，别的不说，如公交车的各个站头，以及公共卫生间等细节地方，就和别的城市不一样，有文化味，苏州很文化，对文人来说，很迷人。

散文写的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是要给人不平常的惊喜

苏周刊：您认为散文和新闻、和报刊是怎样的关系？

范培松：现代散文是和新闻媒体同时产生的，没有媒体就没有现代散文的传播。但是散文和新闻、和时文是有区别的。孙绍振认为我的散文史中，对李敖、柏杨、龙应台的散文评价不高，或者说忽略了，他说我善于解读文学散文、审美性的散文，但对知性散文是忽视的。我对他讲，李敖、柏杨和龙应台的文章大多是时文，它的生命力和政治有关，当政治环境变化了，时文的生命力就失去了。散文和新闻媒体是密切不可分的，但是它不是新闻文体，这一点要区别开来。散文作为文学作品必须要有文学特征，它是艺术品。我们普通人走路不是艺术，但是我看昆剧艺术家石小梅的演出，她在台上刚走了几步，还没开始唱，台下就掌声雷动，这几步就是散文。应该肯定，现代散文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报刊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苏周刊：您认为对于散文来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目前我们的散文创作如何？

范培松：我最近参加全国在场主义散文评奖，看到了一些好的散文。当前是散文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的时代。现在写散文的人中，新闻记者很多，另外官员中也有许多写散文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当官的散文就不好，比如我市的杜国玲，她的散文很有特色，尤其是《吴山点点幽》，我非常喜欢，散文讲究笔调，笔调就是个性，她的散文笔调真出格，文中的“神韵”没有沾染一点俗气，有一种出世的仙气。她的现实的角色是“官”和文中的“自我”，判若两人，真个是到了忘我，难得。在她的文中看似没有规矩却又有规矩，完全靠体验显示“神韵”，就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散文，小石潭其实是不毛之地，怪石嶙峋，并不美，把一个不毛之地写成“境”，那是出于个人的体验。

新闻记者写的散文，我读过十几本，记者写散文有个优势，他们很敏感，但是要防止新闻写作的惯性，这对散文创作来说是一个消极因素，新闻有新闻的要求，写散文的时候要忘掉新闻。新闻记者写散文最好的是董桥。董桥有学问，写作很克制，笔墨中有无限的内涵和风光。

苏周刊：您觉得好散文是什么样的？

范培松：好散文的关键词是：精，气和味。“精”是神求“品”，要有品位。气有韵，以“和”为境界。味是滋味，要耐人寻味，这“味”常常为一些作者忽视，以为说几句俏皮话就行了，没有那么简单。散文写的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是要给人不平常的惊喜。现在我的散文观，有两条是很拒绝的，第一不要说紧密联系现实，散文不是靠联系现实能写好的；第二，要写“我”而不是“我们”，有人说要写“我们”，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批判了，过去一直写“我们”，从写“我们”到写“我”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