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扇几十个耳光的小脸红肿”、“揪住两个耳朵离地、胶带封嘴、扔进垃圾箱”、“女童被老师摔晕右侧肢体偏瘫”……这些不是在美、日频繁发生的变态虐童惨案，而是近期发生在国内各地的幼儿园，乃至康复中心的“虐童现实版”。其中，涉事地之一的温岭警方很不含糊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了肇事老师。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此类令人发指的悲剧的频发，虽然我国目前禁止虐童的法律规定很多，但由于定性模糊、处罚疲软，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侮辱、忽视儿童的行为也属于虐待。此番，除了“寻衅滋事罪”，温岭警方称可能还涉及“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等三项罪名，以至于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放宽入罪标准”。

　　必须承认，对于虐童等变态行为予以约束和惩戒是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然而，在所谓的“全面市场化”大背景之下，良莠不齐的“社会力量”能否承担起学前教育的重大责任，如何保证“从娃娃抓起”取得实效，尤其是能否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使得每个孩子“都不输在起跑线上”，这恐怕是画几个大大的问号也徒劳和无解的！学前教育本就不该彻底推向社会了之，不管是什么借口，“市场化”也不例外。

　　事实上，对于个别部门在市场与保障之间的患得患失，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研究员一直坚持着“该提供基本保障的必须提供，该承担基本责任的必须承担，决不能让最该承担责任者溜掉”。与医疗、住房一样，教育的基本保障最该承当大任的自然是政府，关乎学前其实是最该“义务”的这一块。我们虽然达不到北欧“三个博士伺候一个小孩”的程度，但完全能像日本那样承担起“基本义务”。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连年两位数增长”，我们有这个底气。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那些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气功、养生骗子故作神秘别无二致，以所谓潜能开发（就是提前上着小学课）为名，打着各种世界名校的“幌子”办学的机构，是不会轻易放弃学前教育这块大蛋糕的！他们与个别无良教育主管官员的勾肩搭背，已经成为了迟滞这一义务教育大计的最大阻力。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放纵那些“忽悠家长，绑架孩子”的无良之徒“坐地收钱”，让他们继续戕害我们的未来了，这是我们必须承担起来的基本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