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结束的时候,95岁的张效房先生从座椅上起身,将我们送至办公室门口。他双手下垂贴在身体两侧,俯下发丝斑白的头,轻轻地鞠了一躬,口中道别:“您慢走。”正大大咧咧挥手辞行的我们,因这郑重而自然的礼节隐隐感到一丝羞赧。

　　这位中国眼科学界的泰斗,出身名门望族,启蒙于家庭的耳濡目染,求学于抗战的烽火岁月,并在新时期的磨砺中集大成于一身。他的眼内异物摘出法和小切口白内障手术,点亮了无数人的心灵之窗,虽至耄耋之年,仍孜孜不辍,还自谦为“萤火之光”。在他身上,有旧时医者仁术的情怀,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张效房,字子良,行医的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冥冥中注定了他一生投身医学的命运,也是个人悲欢与社会时局的第一次碰撞。

　　1920年,张效房出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一个望族。他记忆中的老家宅院很深,从前门到后门足有八进院子。他的祖父在清代有世袭的官职,家里还有生意,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父亲就读过新式的医学专科学校,也将对从医的热情传递给了长子。

　　“我小时候叫张效良,父亲想让我效仿张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从名字说起,张效房回忆起与医学的点滴渊源。整日里看父亲治病救人,童年的他耳濡目染,医生成为他眼中神秘而有趣的职业,“人家有痛苦打个针开点药就好了,这多有意思啊!”

　　读小学三年级时,张效房有了现在的名字。当时,张作霖父子的军队打到了开封,军队纪律不好,老百姓都不喜欢他们。由于跟张学良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小伙伴们总是追逐着他嬉闹,口口声声喊“小张学良”。

　　张效房觉得不光彩,吵着央求父亲改名字。父亲拗不过他,于是他从“效良”变成了“效房”。再长大点他才明白,那个辅佐刘邦打江山的张良,字子房,绕了一大圈还是要他学习张良的意思。

　　九十载时光呼啸而过,令张效房安心的是,他用一生践行了父亲的期望。从1939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算起,他在医学领域坚守了76年,如今仍每周坐诊一天,查房一天,在一本眼科杂志编辑部校阅学术文章三天。而他创造的眼内异物定位和摘出法,一度被视为中国眼科学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之一。

　　张效房最为后辈医者津津乐道的,除了精湛的专业技能与谦和慈悲的医德外,还有两个细节。一是手术时从不浪费一块纱布、一个棉球,二是无论手术大小难易,从不收病人红包,这都是幼年经历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张效房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记事时大家族已经分家,母亲没有工作,全家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家里吃穿用都不敢铺张,除了偶尔吃些白面,一年到头多是黑色高粱米和豆子掺在一起磨成杂面吃。他深知父亲养家不易,即使后来工作了,用水、用电甚至用纸张写字都很节约。

　　“父亲常说待人以诚处事以公,他为病人解除痛苦,我没见过收医药费以外的钱。”张效房从医70余载,多次临危受命救人于水火,从未收取一次红包。见惯了父亲的处事做派,他始终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不是靠红包建立的,“不拿红包也一样好好治,这是大夫的职责和良知。”

　　中学时父亲送他一支派克钢笔,日久年深笔尖磨粗了,笔帽也坏了,但他一直凑合着用到现在。这支笔伴随他度过了抗战中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也见证了他走上医疗岗位后处理的无数次病例,就像一个信使,凝聚着两代医者之间隐秘的约定和传承。

颠沛流离,学而不厌

　　早上6:30起床,中午休息半小时,夜里一两点钟睡觉,期间或坐诊、查房,或看论文学习新知识。这位95岁老人的一天显得格外忙碌和漫长。“有人说睡眠不足是慢性自杀,那我都自杀几十年了!”张效房哈哈一笑,脸色露出颇为自得的神色,“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你看我精神不好吗?”

　　与张效房先生面对面,如果不是旁人一再提醒,很容易忽略他的年龄。他身材颀长,眼神清亮,尚未全白的头发梳得丝丝分明,言谈举止自带潇洒从容的气度,除了耳朵不太灵便,从任何角度看都不过是七旬老人的模样。

　　“医生是面对病人的,不能蓬头垢面。我要是不来上班,头发也不梳,乱七八糟的很随便。”当打趣他像“都教授”一样干净漂亮、风度翩翩时,张效房一边乐一边连连澄清,说衣着整洁属于职业素养,避免病人产生不信服的感觉。

　　病人对他的信服当然远不止这一层原因。作为河南眼科医学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张效房深厚的专业积累很难有人可望其项背,耄耋之年仍借助互联网了解前沿知识的“学而不厌”境界,更是从求学阶段就初露端倪。

　　1939年,张效房以全国统一招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号称“当时整个北方最好的医学院”。时逢抗日战争爆发,学校从省城开封迁到了豫西嵩县的深山里。日寇封锁导致各种物资匮乏,没有课本,笔记本、墨水也买不到。

　　为了记下老师的讲义,张效房买来没有格子的白色油光纸,裁开用针线缝成笔记本用,他至今写处方字行都直得令人惊讶,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墨水也是自制,从杂货铺买些染衣服的洋蓝、洋紫,加点水调配。照明更是问题,学校一度连煤油灯也用不上,学生们动手改制最原始的香油灯盏。这种灯光线昏暗,烟还很大,一场晚自习下来鼻涕都是黑的。

　　“医学课业重,那时候经常熬夜到很晚,眼睛近视的却很少。”张效房调侃说是“祖师爷赏饭吃”。事实上,他的熬夜频率和辛苦程度比其他同学更甚。大学期间,他结婚并有了小孩,原本就清苦的生活更显拮据。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帮学校写讲义、画挂图,还做家庭教师和中小学代课教师。“白天一点空闲都没有,夜里两点之前很少睡觉。”这种节奏贯穿了整个大学阶段,晚睡的习惯从此跟随张效房一生。

　　回想起这段经历,张效房对艰苦的环境毫无抱怨,念念不忘的反而是复习功课时常去的一座小山——叠翠峰,学习德文课程时从吃力到顺畅的欣喜。他精通中、英、德三种语言,可以用全英文授课、开处方,在国际交流中多次大放异彩,个中缘由可见一斑。

吐丝不已,至死方休

　　给一个13岁的女孩仔细检查完眼睛,张效房手里开着处方,嘴里开始了一长串的“啰嗦”。“将来要做一番事业,现在得把眼睛搞好,是不是啊?桌椅高度调整好,做作业超过一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多吃青菜水果。”看小女孩有点害羞,他又转向旁边陪同的母亲,“不要鼓励孩子太用功,功课不用争第一名,玩手机看电视也多约束她点。”

　　“这么耐心讲的医生很少见啊!”走出门诊室,母女俩轻声嘀咕这个话多又和蔼的老头儿。张效房从医七十年,从未牵涉进任何医患矛盾,他身上有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独特的习惯和情怀,“话多”就是秘诀之一。

　　一些年轻大夫觉得沟通浪费时间,但在张效房看来,若不沟通好,医生不了解病人如何痛苦,病人也不信任医生。他坐诊时,一上午限号十人,还往往拖到一点多钟才能吃饭,整个医院都知道他看病慢,“尽量跟病人说清楚,也就是晚一会儿吃饭的事。”

　　张效房很清楚一度紧张的医患关系,甚至熟稔地念出一句顺口溜,“要想富,做手术,做罢手术告大夫”。但他仍以赤诚之心相待,相信只要事前沟通充分,医生和病人能够相互谅解。多年来他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医疗问题,却从未有闹事的。

　　“看来花个专家费也值。”张效房提起无意中听到的病人家属议论,脸上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和喜悦,“圆满解决问题了,人家就算不当面说感激的话,我心里也高兴。”解除别人的痛苦,对张效房而言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他没有当作口号念叨,却渗透在思维和行动中。

　　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牛鬼蛇神”赴河南省鲁山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负责为食堂打水。时值严冬,他的手皴裂了十几个大口子,有的流血不止。他并不是怕苦的人,那时却日日害怕,“如果冻疮太厉害,可能永远不能再做眼科手术了。”

　　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果。张效房参会,并接过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他带头研究的“眼内异物摘出”是全国仅有的两项眼科科技成果之一。

　　后来数年中,他受卫生部委托主办多期学习班,传授“眼内异物摘出”要领。有人曾劝他,这么艰苦取得的经验可不要随随便便都教给别人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得留一手。他知道劝者是好意,仍然毫无保留地把经验教训悉数端出,就是希望“教会的大夫越多,病人受益越多”。

　　“如果不能实实在在有益于社会,再多再好的成果又有什么用呢?”张效房的逻辑很简单。每周二的门诊,是他现在最珍惜的时间,20分钟的上班路也比平时要走得轻快些。医学跟别的学科不同,经验积累千金难换,他说,我毕竟在眼科待了好几十年,不给人看病不是可惜了吗?家人了解他的性格,从不勉强他丢开工作,正读小学的曾孙女,更是以勤勉的太爷爷为荣。

　　走过近一个世纪,收获无数的赞誉和感激,张效房对理想大夫的定义出人意表。90岁那年写自传,大批后生晚辈好奇他会在扉页上题什么,最终问世的,却是直白甚至老套的几句话,“愿做春蚕,吐丝不已,至死方休；甘当蜡烛,奉献光明,耗尽自身”,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刘雅鸣 双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