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次作文大赛的评委。

　　我如坐针毡地坐在评委席，其实就是一把普通椅子，还不会转，但因为桌上有个小牌儿，这椅子就升华了。封闭的房间弄得特别神秘，每个程序都由不同的人默默地递上一沓纸，然后退着往后走，眉眼低垂不跟你对视。门关得那叫一个轻，跟阵烟儿似的。幸亏不止我一个评委，要不这阵势我得害怕，如同在故宫里判作业。那些确实是作业，更确切地说是作文，我们要挨个评分。

　　我揉着脖子问一个工作人员：“你们都是从哪儿敛来的？”人家素质比我高，笑容可掬地回：“都不错吧？”这句话把我要说的全给噎回去了。我把貌似父母代笔的放在一起，貌似东抄西摘的放在一起，觉得孩子自己写的放在一起，这种归属只能靠文字的感觉猜测。还有更狠的评委，已经开始猜到底是爸爸替写的还是邻居二伯替写的。小学生的童真和童趣居然在作文里那么少见，他们像哲学家一样，对着盘鸡蛋就能一针见血地悟出人间大爱，旅游的路上也不忘思考人生，根本顾不上玩儿。这是小学生吗，直接能干创业导师了，专门激励别人扬起生活的风帆。

　　经常有朋友半夜给我布置作文题，说孩子实在憋不出来了，老师也不告诉怎么写，只说写得不行，“怎么才行”快让一家人愁死了。大部分作文是先得编个子虚乌有的事，再凭空捏造个形象，不但得编出真情实感，还得升华生命意义。各种作文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哪个孩子手里没几本老么厚的作文选，可翻来翻去能抄的也不过那么几句。总有人说，我们孩子要中考或者高考了，给我们补几天作文，要不孩子写不出来就揪自己头发。听完这要求，愁得我都快谢顶了。作文哪是临时突击的事儿，背作文，现场移花接木，这些招数不就跟扔给你作文选一样吗？

　　我常常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生活比这会儿的孩子单调多了，语文老师还总强调“真实经历”。逼得我每天就盼着能遇见个破坏国家公物的，好去找警察报信儿，所以特别留心路上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表情动作举止语言，然后分析哪个人有可能是坏人。在我渴望跟坏人狭路相逢的时候，坐我前面的小个子女同学说她盼着能遇见臭流氓，那时候对臭流氓的理解无法达到今天的认知高度，我们觉得流氓等同于偷自行车的，所以俩人总去学校的车棚观察，谁的车新，谁家妈妈手巧做的车座套好看，以及谁爱干净把车条都擦锃亮全记住了。我们的小学时代过得非常平稳，想遇见的都没遇见，生活圈子窄到就在那么一亩三分地转悠，但是作文从来没枯竭过，因为没事找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太多的细节，别说八百字，八千字也拦不住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功利时代，不停地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没有大量阅读的积累，没有系统地写作训练，没有留心观察过生活，你凭什么要求孩子必须写出高分作文？最后作文变成了一个撒谎教育，还要求把这个谎言编圆，编出意义。真难为孩子们了。（王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