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年04期，作者：韩燕，原题：与中国农民的解放 

毛泽东一生以农民自居，以农民为骄傲，以农民翻身解放为奋斗目标。他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农民起义、土地革命、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使中国农民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中国农民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但是作为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集大成者的毛泽东，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一、对中国农民现象的历史性认识

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农民长期存在且生活贫苦、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改变的现象称为中国农民现象。它主要包括：第一，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农民仅仅是国有土地的耕种人和君主的佃奴。第二，农民不是自由民。强制劳役、兵役、保甲连坐，禁止自由迁徙等制度，使得中国农民并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第三，农民是君主集权专制下的工具。温饱而知礼节，是统治者心中最理想的农民。第四，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很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代农民的苦心经营，都难以出现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奇迹。而天灾人祸，一个小小的闪失，就可能使农民沦为乞丐或者变成流民。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境况累世不变，有其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

其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是中国农民现象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自秦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一直占着统治地位，生产规模过小，生产单位小而分散，扩大再生产几乎不可能，没有分工协作，亦即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可见，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低水平循环的陷阱，由此构成了中国农民现象长期存在的基本条件。

其二，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长期不变。传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资源的分散掌握和各个农户的独立经营。除防止地权集中、保持经济平衡以及治水外，国家基本上不干预经济运行，而国家的资源来自对分散农户的赋税提取。和大庄园相比，小农毕竟是较易控制的税收源泉，而且在政治上对中央的威胁也比较小，因而历代新朝的开始，多扶植小自耕农，而阻止地产的集中。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套相当发达和完整的集权化行政管理系统。

其三，以礼治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形态长期稳定，内化的道德信条可以有效降低人们行为的越轨可能性。传统的宗族组织可以通过“家法”、“族规”维护农村社会的一般秩序，抑制宗族成员的违规行为，调节宗族成员及宗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从而使农村社会大部分矛盾用不着国家机器调节，大大降低了封建帝国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了国家集权管理的能力。

由上可知，中国农民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是中国封建集权专制治理的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的基础。中国农民现象和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互为表里，农民之于中国，是职业也是身份，是经济也是政治，是制度也是文化。总之，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