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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源于一张旧书架，蔡锦空间新展“信息”开幕

2022-04-25 |浏览:66993次

交流是人的一种天性，交流的媒介却千姿百态。从一个旧货市场淘来的三层木质书架开始，串联起这场交流的前前后后。书架不过一米二左右，右上角有一掉了漆色的铁牌，印制“北京師範大學”字样，编号“架：6391”，应是图书馆里清退出来的，不知经过几手，在一个旧货市场被我发现。那个旧货市场早几年前就消失了，但看到书架，还会想起那段时间那处氛围，以及不止一次地去想象它的身世。
另一个缘由是，两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人一起做了个展览“世界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之后”，两年后的情况更加难言：世界车水马龙开放又自闭，几乎所有人都深陷信息的泥沼并且要面对观念的分歧。我们试图保持一些联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但是希望尽量有效和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我把书架的事情说给诸位，希望有一些对话和变化；当信息的载体成为信息本身，我们将如何讲述？于是得以形成这个项目的基本面貌：从书架到小船，从文字到故事，就像一封封发出的书信，收件人详或不详，交流都已多多少少地存在。

“信息”也许是个很矛盾的概念，是传递的对象，却又常常“欲言又止”，不知转向何处，毋宁说，一切都在形成与转化中。从书架到船，正如信息形式的游移不定。人是信息的终端，却不是信息的据有者，因为我们只能掌握知识的形式。这也正是意识形态的真正面目——一种可被塑造的形状。德里达用“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来说明语言与意义之间那种并非理所当然的关系。作为信息形式的语言本身并不能召唤出其意义，却只能通过‘追加’的方式来不断被定义，这样，“意义”就永远漂泊在了一条没有终点的能指之链上。但是，当前的现状却让思维的机制左右为难，无论是有机的大脑，还是人工智能：在几十年的反思之后，“宏大叙事”似乎不能信了，正如大历史门可罗雀（即便不是无人问津），而微观史则呈现出一派隆盛，但解构、拆开、重组就一定牢靠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解构的材料就是以前的宏大叙事。所以，我们的权宜之计就是呈现信息“形状”的变化，这些形状包括文字、口述、艺术，甚至电流。

一件旧家具携带着使用者的信息，它具体到每一处磨损或难以名状的气味，从不同的地址到不同的人，它一路航行。从书架到小船，使物从一种符号过渡为另一种符号，它像一种七巧板游戏，拆解——拼接，不变的是物本身，以及它的过往历史，或是来自某处。

一条废木块组成的“无用”之船，具有船的形态，但并无船的实际功能，它似船而非船，在一个过于追求功用的现实环境中，它注定被遗弃，每当艺术家经过它时，它的境遇常常会触动到席丹妮，究竟是它失去功用而被抛弃的命运赋予了船意义，还是船的虚幻的指义使我们忽略了行动道路上的笨拙和真实。

马海蛟偶然收集到的一封家庭信件，信件内容隐约反映出不同代际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与困惑。从这封信出发，作者试图再现信件所指涉的家庭状态，并由此以“伪纪实”方式塑造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青年的服役士兵、患有眼疾的中年生意人与信仰基督教的老年知识分子”，分别对应着三个代际，围绕“家庭性”的变迁乃至瓦解而折射中国当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延续其以往的影像风格，纪实感、摆拍、场景重现、画外音等手法恰当地运用至作品中，以耐人寻味的细节与表现性的风格营造出诗意的氛围。这件作品与信件等相关实物共同呈现。

郭赛的《见者的书信——致敬博伊斯和白南准》是针对数字文本下虚拟信息承载的“不定式”如何对其呈现的书信文本信息进行介入、并存、比照、质疑和解读。他把浸入个人书信的行为当作一个关注的现象和问题，从传统书信媒介借用的文本信息或因“不定式”媒介浸入形成质疑的信息进行解读。他所关注的书信不单是现实中的现成品或脱离传统机制后的陌生重组，而是不同性质的媒介互相渗入、重构和交互比照的体系。

原本的书架是老旧，厚重的，有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沉重感。它曾经承载和中转过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亦是旧日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强烈的暗示着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一个大约的时代。每当面对旧物，我都会想起那超越基因与语言文字的传承——在情绪与记忆层面，代代传递的苦难与遗憾。而我意图消解掉那个时空中沉重的部分，令它的存在变得轻盈。并非为了遗忘，而是为了跳出旧有的窠臼，客观而平淡地，在当下的立足点直视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事实，而不被其裹挟而去。刘桐按照原书架的形制，一比一复制了一个轻薄的亚克力材质书架，这种在新时代被普遍使用的材质有着工业化、快捷轻巧的特点，而它的透明或半透明特质，又使其接近空无。这又再次诠释了"书架"这个物品的本来面目：它是一个未被定义的中转站，你可以在上面放任何一种书，甚至任何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