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文学自觉不宜提得太早，因为文学的自觉首先需要人的自觉。中国文学的全面自觉，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完成。具体理由如下：
一、生命意识的增强。中国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西周到两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如屈原、司马迁等，对于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初步的确认和强烈的渴求。但从普遍来说，在礼乐文化背景下，人的依附性很强。到了汉末，儒家一统的文化结构受到强烈冲击。《古诗十九首》有对人生的拷问，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李泽厚《美的历程》说“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
二、文学价值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是“不朽之盛事”，就是对文学与人生价值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虽然有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但他毕竟生活在“人的觉醒的时代”，对个体的生命和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认为，“宇宙绵邈，黎献纷杂”，个体要“拔萃出类”，只有靠“智术”，也就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自己著《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是“立家”，即要自成一家，也就是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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