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老师讲课时如果不小心写出几个繁体字，大家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仿佛见识了武林高手不经意间露出的真功夫，感觉老师太有文化了。那几个繁体字，整堂课都挂在黑板上，闪闪发光，像红星一样照耀着我们。不过，真要我们写繁体字，大家伙又不乐意了，这颇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王力先生说，学生之喜欢简体字，如“水之就下”——诚哉斯言。因为繁体字平均16笔，简体字平均10笔，这相差的6笔加在一起可就不少了，尤其是对于被老师罚抄的同学来说。我现在年纪渐长，每每看着读小学的儿子抄写词语，更加体会简体字的好处来。

     有人认为繁体字比简体字好看，从书法的角度看，这话不无道理；有人认为简体字割断了文化的历史，老祖宗的遗产咱不能丢，从文献的角度看，倒也持之有故。但是如果与简体字的便利比起来，这些问题似乎又不值一哂了。好的书法家，不必拘泥字的繁简；普罗大众，不必整日雒诵文献。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识繁写简”，既可节省大量的时间，又可满足日常的交流。至于文献的整理和文化的传承，自有专家们负责，老百姓乐得省心，繁简于我何有哉？
     繁简对峙之外，我们还能看到文言和白话的拉锯，言文脱节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像《镜花缘》中的酒保：“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之乎者也酸文假醋，难怪要招来林之洋的老拳。这说明彼时人已厌倦“之乎者也”那一套。胡适先生1918年说道：“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话今天仍未过时。
     不过历史长河在流动中，时常有沉渣泛起。2001年江苏的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以浅近的文言书写，尚可忍受。及至去年的满分作文《绿色生活》，就等而下之了：“佌佌之豚，日食其羓，洎其成立，未识豜豭。……”据说专家仅注释就写了四页，媒体照例一顿热捧，害得孩子们跃跃欲试，都想剑走偏锋。“甚矣，人之好怪也！”原来掉掉书袋，炫奇耀博，就足以让大家趋之若鹜。试想一下，让满分作文的孩子摇头晃脑地去打瓶酱油，估计没几个人听得懂。这真是何苦来，其实，“我手写我口”就好了。
     一般说来，普通人对于繁简和文白的态度比较明朗，对于方言和雅言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了。所谓“雅言”，又称“通语”，就是现代人说的“官话”、“国语”或者“普通话”。古今言殊，四方谈异，方言的使用可以使人们获得文化认同感，所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好比最近网上流行的“有种体”，各地网友纷纷用方言晒当地文化，出门在外，听到乡音自然倍感亲切，露出会心的微笑。彼得·伯克说：“每种特定的语言都有自己的形象”。我们听那南腔北调，神完气足嘎嘣儿脆的北京话，婉转柔媚燕语莺声的吴侬软语，音域宽广铿锵有力的粤语，高吼激越粗犷奔放的秦腔，方言的差异造就了戏曲的繁荣。
     另一方面，因为地域阻隔，方言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交流障碍。《说苑》里的子皙听不懂《越人歌》，只好让人翻译成楚语，原来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爱情表白。远的不说，我们且看近代的梁启超。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广东人说官话。光绪帝向他咨询变法事情，梁启超一口广东味浓郁的官话，听得光绪帝云山雾罩，只赏给他小小的六品衔了事。这说明不通普通话有多尴尬，不但无补于爱情，还有碍于政治。
     因此，我们于语言文字规范，须持通脱的态度：约定俗成，因势利导，兼收并蓄，披沙拣金。无论是面对地域方言的混战，粤语北伐，东北话南下，四川话东征，还是面对社会方言的流行，“给力”、“神马”、“有木有”从网络走到网下。我们都以平常心视之，敢于拿来，不羡慕嫉妒恨，也不敲闷棍，而用典范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加以引导。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沉淀物，语言背后屹立着一座座文化山脉。透过繁简之别，文白之争，方言和雅言之消长，无疑能看到文化的波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