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 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 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 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从立言 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 临黄河，北面５０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 ），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１１０），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 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 １３４）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 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 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 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１０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 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 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 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 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 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 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 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 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 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２０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 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 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 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 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 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 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 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 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 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 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 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 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 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 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 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 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 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硃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 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兒子冯遂和司 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 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趕到洛阳，接受了 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 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１０４），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９８），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 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９１），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１４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８７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兒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 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 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 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 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 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 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