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 )，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一)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日(989年10月1日) ，范仲淹生于定州(有徐州说)。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夫人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二)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见科举考试，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 ，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 ，升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随后他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 (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

(三)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四)执教兴学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宁陵县。 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听闻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宰相王曾对他的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 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其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五)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 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参见词条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六)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不和，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七)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知苏州。他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仁宗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罢相，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八)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的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参见词条好水川之战)。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 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参见词条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让文彦博、滕宗谅、张亢分掌秦州、庆州、渭州。范仲淹为将帅，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参见词条庆历和议)为止，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九)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人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为他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知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同意，升他为给事中、知邓州。 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十)高风亮节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仁宗下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此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兄范仲温找贤人经营，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十一)与世长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仁宗调范仲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十二)政治贡献

　　1、实施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2、修捍海堰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四万余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二百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3、苏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4、赈灾济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十三)军事思想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十四)教育方略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十五)文学成就

　　1、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2、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3、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如《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十六)书法成就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范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十七)轶事典故

　　1、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2、愿为良医

　　范仲淹还未显达时，曾经去神祠求签祈祷，他说：“将来我能当丞相吗?”结果“不许”。他又求签祈祷，说：“如若不能拜相，那我愿意当个良医。”结果“亦不许”。范仲淹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为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3、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4、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范仲淹任用文士，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节。有气节才智的人，决不会拘泥于琐细的小事，如孙沔、滕甫等人都一向受到他的尊重。他所选用的幕宾僚佐，都是一些被贬官而尚未复职的人员。有人觉得奇怪，范仲淹解释道：“有才能而没有过失的人，朝廷自然会任用他们。至于那些不幸受过处罚的可用之才，如不趁机起用他们，就要变成废人了。”范仲淹麾下因而济济多士。 他镇西北时，张载赴陕谒见，有投笔从戎之志，范仲淹勉以治《中庸》，张载励志苦学，后成为一代名儒。

　　性情中人

　　范仲淹被称为“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

　　三光风范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怒斥贪腐

　　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对官员的考核与任命极为严格。他亲自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销”了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同僚富弼见他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了他们的职务。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得痛哭了!”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一笔勾销)”于是全部将其罢免。

　　以智赈灾

　　皇祐二年(1050年)，吴州、两浙路爆发大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仲淹一方面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范仲淹于是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另外，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于是各寺庙住持无不募工兴建。他又募工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的工人多达一千。此时，粮食价格上涨，一斗粮食要一百二十钱。范仲淹就把粮食的收购价格提升到了一斗粮食一百八十钱，大家都不明白他的做法。范仲淹依然命令部下沿江多张贴榜文，详细描述了杭州饥荒的情况以及米价所上涨的数目。商人们听说后，争先恐后地往杭州运粮。粮食聚到一起后，范仲淹就把价格降到原来的价格。如果价格低廉，那么商船就不会再来，就会更加的困难。紧接着米价降到一斗一百钱，商人们汇集到了一起，百姓得以度过饥荒。

　　朝中台谏官员弹劾范仲淹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在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范仲淹上奏解释：“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同时，据杭州《西湖志》记载：西湖当年有“范公堤”，灵隐寺曾珍藏范仲淹的卧榻，以纪念这位贤臣修缮寺庙之功德。

　　王范交往

　　皇祐二年(1050年)秋，范仲淹在杭州会见了前来拜访的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在鄞县为知县，到临川省亲后返回鄞县途中，专门绕道杭州，去拜见范仲淹。这是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一说二人在此之前就已认识，不止一次见面)。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有《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谢范资政启》三文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