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宪先生有两只“毛瓷”茶杯。“毛瓷”，是后人特指的毛泽东用瓷，就是“红色官窑”。

“毛瓷”茶杯，毛泽东画样

“1960年代，中央下给所里的任务，就是‘毛主席用瓷’。”杨先生说，“因此，现在说‘毛瓷’要比说‘红色官窑’什么的，更恰如其分。”

“毛瓷”烧了杯、壶、盘、碟等茶具、餐具——“毛泽东亲自画草样的只有茶杯，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两只茶杯，大样出自毛主席。当然，我们也作了推敲，进行过小的局部更改。”杨先生指着自己的两只茶杯说。

将“毛瓷”茶杯与其他类型相若的茶杯放在一起，其“精气神”一下子就把其他茶杯比得再也找不着北了。

“毛瓷”茶杯是“毛瓷”的经典造型——“造型上，只要稍微动一点儿，就会出问题；胎与釉，自然也是最好的；松柴烧制，不但套有匣钵，而且匣钵内还要套上个无釉瓷胎，以免污染瓷器；瓷画画的是‘水点桃花’等，几乎全出自刘雨岑之手；‘水点’画瓷是刘先生的创新之作，当然也是他的拿手好戏；都是手工拉坯，杜绝机械化操作；采取内支烧，瓷器表面不留痕迹，底部不会刺伤台面。”杨先生说，“‘水点桃花’开在洁白的陶瓷上，活灵活现；胎体通灵剔透，不是和田玉，胜似和田玉。”

一窑烧10万件，只选三五件；有个黑点都不行，都要毁掉。“‘国瓷’与‘毛瓷’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这就是面对烧成瓷器，千里挑一还是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的问题。”杨先生说。

当然，还有谁拉坯、谁画画、谁烧窑的问题；当然还有原材料的问题，伟人用瓷乃至伟人“画样”问题，名家作品、非名家作品问题等。

“因为在1960年代初，还没有军管等问题，制瓷环境还是比较自由的。不能说没有师傅偷拿过，但不会很多；至于我，就是‘毛瓷’，也是相中哪件就留哪件；我负责烧窑，不能不让我留样吧？那时尊重科学实验，要留样，是谁也不能插嘴的。”杨先生说，“不是吹牛，送给毛主席的，倒也不见得就比我留下的好。你看我这茶杯，一点儿杂质都没有，这叫万里无云呀！1975年，我回郑州的时候还有十多件，有的让孩子把顶(茶杯盖)撞掉了，有的把把手撞掉了，有的还送了朋友，现在我就只有这一对茶杯了。”

杨先生还存有一套“毛瓷”九头茶具(一壶四杯四碟)，那是1975年他调回郑州之前烧制的。“要走了，朋友非要做个纪念。”杨先生说。

鱼画得活灵活现，松枝画得若隐若现，胎釉光洁，精妙至极。杨先生说，“‘毛瓷’的胎料是我专门到江西临川县(临川市)精心采集的，临川高岭土是稀缺资源，我留了些，才有了这个东西”。

现在不但湖南醴陵说自己生产过“毛瓷”，景德镇轰轰烈烈传播的，也是“7501毛瓷”——“湖南醴陵生产过‘毛瓷’，质量不能与景德镇比；‘7501毛瓷’是1975年搞的，那时又是军管又是这那，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珠山八友’也没了，质量哪能跟1960年代的比呀！”杨先生说，“现在说这说那，都是各有想法而已。再说，无论‘毛瓷’不‘毛瓷’的，懂家最终还是要看质量的——我的‘毛瓷’茶杯，经典中的经典，按市场说的话，我给它定30万元；九件套，画工烧制精妙绝伦，是景德镇画鱼最好最妙的画工画的(杨先生只能记起他姓陈，比自己大两岁，应该82岁了，并说他似乎叫陈景长)，我看得给它定个100万元。”

★后记★

1975年春节，杨文宪先生调回郑州。当时，某国提供技术在郑州建个工厂，咱与人家分享中国陶瓷技术。于是乎，作为合作项目，郑州瓷厂就此上马。

当然，作为八代独苗，杨先生也希望回到郑州，好照顾他的老爹。

在河南，杨先生对炻瓷、钧瓷，乃至对巩县古窑的产业发展、探索研究，影响深远。

“早在唐代，巩县窑就烧成了世界上最成熟的白瓷乃至瓷器，最高温度达到1410摄氏度，吸水率为零——这太了不起了；都知道青花是景德镇的，谁知最早的青花瓷是在河南巩县(巩义市)烧成的，温度已经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是标准的瓷器……”杨先生说。

二三十年过去了，杨先生当初刊发论文阐述的观点，正在成为学界共识。

“都是机会，国家的钱让我浪费得太多了，所以有了一些成绩。”杨先生谦虚豁达。

他精力充沛，至今每天只睡4个小时，从不午休；烧窑，他曾连续奋战14天，日夜不合眼，不休息1秒钟。

“铁人”，与他的天才，乃至时代，成就了杨文宪。他似乎是为那苦、累、脏的陶瓷大业，乃至“毛瓷”，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