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为钧瓷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钧瓷文化张力得到释放，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百花齐放、珍品频现、大师众多，钧瓷国礼在更高层次的世界艺术舞台上展现着中华文化的魅力。
但一个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当下的钧瓷文化产业，相较于前几年而言已进入一个低谷期。特别是2014年上半年至2015年这个时期，相关数据显示，钧瓷文化产业的交易总量下降了60%—70%。很多窑主纷纷表示，钧瓷文化产业的“冬天来了”。
有钧瓷界人士表示，这其中有“中央八项规定”的因素。“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奢靡之风、送礼之风得到遏制，一些奢侈品的销售量应声下跌，钧瓷作为高端文化艺术品似乎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窃以为，钧瓷文化产业出现现在的境况，本质上并非来自外界，更多的则是钧瓷界前几年浮躁发展、畸形发展、“大跃进”式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寒风吹来，钧瓷文化产业泡沫随即破灭，真实的发展境况被打回原形。
综观当下的钧瓷文化产业发展境况，尽管在造型、釉方、工艺上都有很大进步，但在笔者看来，用一句“创新不够、工艺不精、粗制滥造”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句话尽管听着刺耳，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些窑口所谓的“创新”器型架构逻辑混乱，各种凭空想象的物件胡乱堆砌，人为增加的耳饰总给人画蛇添足之感，创作者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元素都用到一件作品身上；一些窑口以抄袭其他窑口的作品为生财之道，器型不规整、釉质单薄、窑变人为干预、釉色生硬无华、胎质“华而不实”……这些钧瓷作品不仅失去了起码的审美元素，而且对钧瓷整体的审美范式形成了解构。还有一些所谓的“神漂一族”，虽然为神垕钧瓷艺术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新的审美范式，但在了解一些钧瓷的“皮毛”后就对钧瓷“指手画脚”。不客气地说，不论是从器型上看，还是从釉色上观察，“神漂一族”的制作理念还是陶艺做派居多，钧瓷特质欠缺，在型与釉的结合上找不到最佳突破点。遗憾的是，有些人还以为这就是创新，就是对钧瓷艺术发展的贡献。
需要提及的是，钧瓷并非不能创新。恰恰相反，唯有与时代审美情趣紧密呼应，与时代精神互相契合，钧瓷才能焕发生命力和活力。但是，创新的前提是保留和坚守核心品质。钧瓷的核心品质是什么？钧瓷相较于其他瓷种而言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答案恐怕还是应该回到钧瓷本来的面目上来——“器型端庄、釉质玉润、釉色瑰丽、窑变自然”。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不能保留、坚守钧瓷最珍贵的东西，那么所有的创新和发展便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换言之，如果不把钧瓷“器型端庄、釉质玉润、釉色瑰丽、窑变自然”的特质保留并发扬光大，那么钧瓷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艺术魅力。
忆往昔，韩美林、周国桢等大师，无不在坚守和创新中发展钧瓷艺术。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把自己的学识修养、人生积累注入其中，逐渐建立起令人仰止的艺术范式。从某种程度上讲，钧瓷之所以能给人一种宽容大气、质地厚实的美感，是因为创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高洁的精神品格、博古传今的艺术追求。正是这种创作者特有的品格，造就了钧瓷先天的优势，让它一举成为皇家钦定的瓷器。
令人欣慰的是，禹州市钧瓷界一些骨干窑口的大师对钧瓷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在造型、釉方、工艺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高。例如孔家钧窑的《中原壶》、大宋官窑的国礼系列、杨志钧窑的手拉坯作品、苗长强的《小口瓶》、晋晓瞳的文房四宝《清风荷韵》系列、刘家钧窑的《道玄钵》、神州钧窑的镂空和浮雕作品等，都在传承与创新上找到突破口。
创新需要在前人技艺的基础上再发展，更需要与同行交流学习。一件钧瓷艺术作品，不把前人探索的宝贵经验奉为圭臬，不汲取同行的教训，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艺术成就。脱离钧瓷特质的胡乱“创新”要不得，封闭和保守同样要不得。怎样用釉？怎样做造型？如果窑口和窑口之间不打破工艺上“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那么钧瓷的创新和发展还会步履蹒跚。
“莫道世上黄金贵，不如钧家一把泥。”要想创作出超越物质价值的艺术品，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而不仅仅是把钧瓷当作发家致富的摇钱树，把钧瓷文化产业当作一般的手工活儿。更重要的是，钧瓷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需要当地政府加大监管和扶持力度。这些年，当地政府对钧瓷文化产业的监管和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比如，一些研讨会流于形式，一些很好的经验落不到实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是久拖未决。而对于钧瓷“门槛太低”、不能规范发展等问题，一些相关部门不仅没有足够重视和警惕，反而认为这是钧瓷文化产业“繁荣”的一部分。殊不知，对于钧瓷这种“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艺术品而言，遍地开窑口，地摊儿货、大路货横行，不仅不是繁荣，反而会砸了整个钧瓷文化产业的牌子。
钧瓷自宋代至今，之所以被视为珍宝，在于其基本的窑变釉特质被人们长久喜爱，其神奇的窑变魅力绚丽夺目。在钧瓷文化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回归钧瓷本真，在纷繁嘈杂中探究钧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所在，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