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鉴陶，以青为贵。

    怀敬天尚青之心，我们的先祖以青玉、青铜礼天祭祖。在儒家刻意推动下，各式祭典礼仪行为逐渐演变成为社会习俗。由于不能重金铺张，除王侯外不论贵贱只以陶器仿制，逐渐形成从上流社会到闾里民间都广泛使用青釉陶瓷作为礼器和日用品的现象。“洪州窑”就是这个庞大青瓷家族中的重要一员。

    最早的原始青瓷大约可追溯到商代早期，两汉是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重要阶段，但不以“瓷”名。按《饮流斋说瓷》中所述：“若瓷之发明，自晋始见于记载”，意思是说“瓷”这个字是入晋才有的。清人寂园叟在《匋雅》中记：“盖在西晋初叶，青器所自始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青瓷，是出现在西晋初。此时的青瓷已非常成熟，产地遍布大江南北，尤以江南烧造技艺最为突出。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的一句"倾缥瓷以酌雩"，引发后人遐思无数。潘岳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潘安”，这位才貌双全的西晋才子所说的“缥瓷”究竟是什么瓷呢?

    “缥”本为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汉时蔡邕曾有“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縹青”的诗句，以赞青绿之美。由于唐人陆羽曾在《茶经》中引晋《荈赋》句“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人便多有猜测“东瓯”所指为温州，故“縹瓷”应是指瓯窑亦或越窑。事实上“越州窑”、“鼎州窑”、“洪州窑”等窑口之名是入唐以后才有的，唐以前并无此分说，晋人“缥瓷”所指实为江南各窑中釉色精美澄碧之青瓷统称。

    唐代是我国青瓷发展的全盛时期，但此时的“洪州窑”已开始步入其鼎盛时代的晚期。今天我们能找到有关“洪州窑”的文献记载不多，较为世人所知的，恐怕还要算陆羽在《茶经》中的记载了，《茶经 • 四之器》中是这样说的：“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这里“盌”同“碗”，特指茶盏。陆羽在作了一番排序后又解释道：“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而茶色丹;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显然，从品鉴茶色的角度看，陆羽认为“洪州窑”茶碗在六大名窑中最不适合使用。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两晋隋唐时期“洪州窑”的真实状况。

    《旧唐书》里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天宝二年，大约比陆羽隐居江南写《茶经》早二十年的某一天，唐玄宗诏群臣至望春楼。时有水陆转运使韦坚以小斛底船数百艘列阵，满载各地奇珍于广运潭中游行而过，诸船皆以牌匾书示郡名。其时，“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墙竿，人人骇视”。《旧唐书•韦坚传》中详尽列举了广陵、丹阳、晋陵、会稽、宣城、始安等各郡的船只，各地贡品皆为锦、镜、铜器、玳瑁、象牙、沉香、吴綾、绛纱等等，唯独说到豫章郡船时则有“名瓷”为贡。此“豫章名瓷”就是“洪州窑”青瓷。

    这或许要算我们能找到有关“洪州窑”的最早文献资料了。陆羽以茶论瓷，未免偏颇。事实上，以今日窑址挖掘及城市遗址出土实物研究来看，若论胎质之坚硬，造型之精巧，釉光之莹润，色泽之青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窑”比之同时期的“越州窑”而言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洪州是隋开皇九年所置，也就是公元589年。“洪州窑”作为一个烧造时间长达800多年的江南名窑，有着极为辉煌灿烂的历史。自东汉始烧至五代结束，其鼎盛时期大约在两晋南北朝、隋及初唐阶段。从考古资料看，洪州窑在江浙、两广乃至陕西、山东、河南等地均有发现，当年也曾远销东亚、 东南亚一带，其市场分布极广，市场需求量也极大，江西本地更是凡晋唐出土几乎必有 “洪州”。经过近几十年窑址考察研究证实，和“越州窑” 一样，“洪州窑”也是我国最早的青瓷发源地之一，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烧制技艺，全面提高了当时青瓷的产量和质量。“洪州窑”在工艺上更有其独到之处，像我们在宋瓷中常见的匣钵装烧技术，还有戳印、玲珑、堆塑、镂空、点彩等等，在“洪州窑”中也都早有发现，且多为首创。可见“洪州窑”能位列盛唐六大青瓷名窑，其名不虚。

    “洪州窑”青瓷产量极丰，即是民间普遍使用的日用器，同样也是豪门世家的礼器和奢侈用品。从今天大量出土的器物证实，“洪州窑”青瓷精品形制多样，釉层均匀，色泽青绿晶莹，玻化程度极高。其艺术特点可概括为釉质醇素，造型敦朴，具文渊之质，含诗礼之气。遗憾的是，与“越州窑”及其它一些同时期的名窑青瓷相比，“洪州窑”在收藏市场上的表现一直不佳，一方面是由于本土经济实力制约及投资导向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收藏界所特有的地域文化认同等限制，导致“洪州窑”在国内收藏界不被重视，客观造成了其市场价位长期低迷的状况。近三年来，随着一批堪称“贡瓷”的“洪州窑”精品高价成交，艺术品投资市场已开始关注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青瓷品种，“洪州窑”渐显高古陶瓷收藏新宠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