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沙窑:古瓷器书法史一枝独秀

从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有关古瓷器藏品看，古瓷器上出现文字，早在三国时期就开始了。但这并不等于古瓷器书法的产生。所谓书法，必须是以“书写”方式表现汉字形体。而三国以来包括六朝时期古瓷器上的文字，所采用的表现手段或刻划、或模印——都不是“书写”的方式。直到唐代，随着长沙窑开始以书写的汉字形体来装饰瓷器，中国古瓷器书法才得以诞生。

唐代长沙窑之所以分娩出中国最早期的古瓷器书法，有本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体方面来看，长沙窑所处的荆湘地区文学事业非常发达。当时，该地生活着很多文人骚客，他们时常一起集会唱和。李白和杜甫在长沙窑最红火的日子里，也曾多次到过长沙、并写下了不少与荆湘风物（如湘江、洞庭湖、岳阳楼等）有关的诗文（1）。书法与文学是联系最紧密的，文学氛围的浓厚对长沙窑书法的诞生无疑起着推动作用。

特别是，荆湘一带书法气氛也极其浓烈，曾先后孕育出欧阳询、怀素这两位彪炳史册的书法大师。前者出生于洞庭湖畔，精于楷书、独创“欧体”风格；怀素“家长沙”，长于草书、有“天下独步”的美誉。一楷一草，相互辉映，从理性和感性两个不同的精神层面辉耀着荆湘大地——浸润其中的长沙窑窑工岂能不为之动情？

       从本体方面来看，长沙窑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被排除在“七大名窑”（2）之外，但在瓷业生产“南青北白”（3）的单调格局中，长沙窑开创了比青瓷、白瓷更复杂的“釉下彩”工艺：青瓷、白瓷只是在成形的瓷胎外表简单直接地覆施一层青釉、或白釉后即入窑煅烧，而“釉下彩”是在瓷胎外表先以毛笔绘彩而后覆施釉水、最后再入窑烧造。虽然，工艺复杂了，但由此带来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是青瓷、白瓷无与比美的。——在“二次煅烧法”（4）还没有发明使用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开创“釉下彩”工艺，古瓷器书法才具有诞生、存在的土壤。

此外，使用化装土也是长沙窑书法出现的一个条件。长沙窑所处的地理环境，缺乏优质的瓷土资源，所制瓷胎粗糙疏松，直接在胎表绘彩因晕散滋蔓而难以成形。于是，长沙窑借鉴了南朝洪州窑的制胎工艺：瓷胎制作完成后、在胎表先刷一层白色护胎浆（化装土），待风干后再在上面绘彩，最后覆釉入窑。这样，不仅可以轻易装饰，而且烧成之后由于有了白色的底子，装饰画面显得更突出、亮丽。

长沙窑书法，较多模仿本地区、同时代、或稍早时代著名书家如欧阳询、颜真卿、李邕、张旭、怀素、王羲之等人的书法风格，代表作品有：《“悬钓之鱼”壶》（5）、《“日日思前路”壶》（6）、《“孤竹生南岭”壶》（7）、《“上有车流水”壶》（8）、《“造得家书经两月”壶》（9）、《“一别行千里”壶》（10）、《“作客来多日”壶》（11）、《“君生我未生”壶》（12）、《“平手同关阁”壶》（13）等。 

总体而言，长沙窑书法不够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法水平有待提高。它们对经典书家的模仿远没有纯熟老练，很多“败笔”、“俗笔”充斥其间。二是未能找到书法与瓷器的最佳契合点。长沙窑书法基本上是题写在茶具上，与后世元明时期磁州窑常见的40—50厘米高度的瓶罐相比，它提供给书法书写的外表面积实在太小；而且，品茶是雅事，茶之精神在于清醇平和。因此，茶具对于书法风格的要求是精致秀丽、温文尔雅。然而，在所见长沙窑书法茶具中，这种风格相对少见。也就是说：长沙窑基本上未能实现书法与瓷器在精神品质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