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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下衙门》，作者：完颜绍元，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比之“甜苦辣咸”更次一级的，就是所谓“生老病死”了。说它们是民政机关吧，可县衙里另有户房、工房之类主管部门；说它们是社会慈善事业吧，但确确实实是官办而非民办。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对“生老病死”的具体分类是：慈幼局谓“生”，专管收养弃儿；养济院谓“老”，专管收养孤老；安济坊谓“病”，专管收养病残；漏泽园谓“死”，专管收葬弃尸。又云假如再把县狱加上去，又可凑上个“生老病死苦”了。

先说“生”。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也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秦汉开始，这类职能全化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传》记载，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掾吏认为两者相比，自然是盗劫害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县长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之间，新息县增添了数千小生命，都说是靠了贾县长才得生存，于是男孩全取名“贾子”，女孩全取名“贾女”。到了北宋时，史有明载的官办慈幼局出现了，不过仍鼓励民家来局认养，官给钱米或指派乳妇，至有“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谚。两宋以来，慈幼局逐渐普及，后来也有叫育婴堂的，但专门的“掌孤”之官，则不再给编制，改作杂职。

次说“老”。优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系子孙的责任是敬亲，是“孝”，而养则是起码的条件，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那些没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谱族党中属于旁支而不能继承祖先财产的老人，国家就要给予照顾。《礼记·王制》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看起来最早的养老院是和学校办在一块的。和慈幼相同，从秦汉起，养老亦转为州县常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居养院的制度，则自北宋开始，元朝改名为养济院，《大元通制》规定：“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袭宋元，州县均有养济院，《香祖笔记》上说明代权臣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就住进了养济院，直到老死，杭州养济院还将其祀为院神。在戏曲中，严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脸，你能设想他居然还能在身后享受香火供奉吗？

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多寺院改办成悲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作为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介绍中国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

跛子和瘸子，有的没有直系亲属，有的虽有，却不肯养或者没有能力养他们，他们就向皇帝的赋税监督官(指地方官员)上诉；于是他们的亲属受到官吏的审查。如果亲属之中有能力赡养的，就叫最近的亲属尽其义务养活他们；如果亲属不能赡养他们，或者在当地没有亲属，赋税监督官就下令把他们收纳到皇帝的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此付出足够的租金。

没有躺在床上的瘸子每月领一定数量的大米，靠这份米和他们在医院内饲养的一些鸡和猪，他们足以维持生活。所有这些都充分付给，没有失误。同时因为那些被接纳入院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奉赋税监督官之命而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的官员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因此受到严惩。(英国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