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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钱江晚报》2011年09月09日第E0015版，主讲：郭世佑  作者，袁春宇，原题：辛亥革命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辛亥革命本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是我这几年思考比较多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们平时都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导致我们的真实就成了选择性的真实，选择性的真实就是片面的真实。

革命的成功由多种因素促成，不是革命党人包场的。革命阵营当然很重要，但还有很多省份的君主立宪党人和地方士绅，还有北洋统帅的临门一脚，都起了作用，才把清朝推翻。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是多因多果，不是一因一果，至少是多因一果，我们要打破线性的思维。

我们不能仅仅从革命党人这一条线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进行线性描述，尤其是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不能以革命阵营作为中轴，凡是符合暴力反清的都要肯定，凡是反对暴力革命的都被当作反动的，这不太合适。

不要遗忘那些才华横溢的早逝者

至今为止，不少论著还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评价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

20年前，在中国史学会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武昌国际研讨会上，我在答记者问时就提出：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人们喜欢把辛亥革命局限于等人的武装反清活动，却把、张謇等倡导的立宪运动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点水式地谈一下后者的客观作用，就不准确，这种情况今天还存在。

只要看看世界近代史就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来研究。

武昌起义之前，谁会知道清朝政府在辛亥这一年就会完蛋？连孙中山自己都没想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过了两天，他从旅馆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才知道武昌发生了起义，而且并没有马上赶回，而是到英国、法国走了一圈，两个半月以后才回来。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不过，武昌起义的偶然性至今被夸大，组织武昌起义的第一人因为英年早逝，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长期淹没了，他就是参加过东京同盟会的文学社实际负责人、武昌起义的实际总指挥刘复基，一个胆识俱全的革命家。

就是这个刘复基，他主动离开军营，把自己租居的房子当作文学社总机关，还当作武昌起义总指挥部，专门从事发动和联络，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都是他站出来排解疑难，起义的详细计划与地图都出于他的手笔。从现有资料来看，文学社与共进会之所以合作成功，刘复基的贡献最大。

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武汉警方根据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名册捉拿革命党人，情况十分危急，是刘复基敦促从外地赶回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下令起义，起义方案都已由刘复基准备就绪。因为当晚全城戒严，起义命令无法传达到负责发号的南湖炮队，起义没有成功，总指挥部却被包围，刘复基为掩护蒋翊武等同志，挺身而出，惨遭杀害，他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后来一致痛惜的领导者，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很骄傲，连孙中山都瞧不起，但在晚年都对刘复基赞叹不已，像刘复基那样的口碑不仅在武汉首义之区独无仅有，而且在群星灿烂的辛亥革命群体中都是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