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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作者：杨奎松，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彭仲翼当年是通过怎样一种形式来做民族主义的启蒙工作的呢？报纸开办第二年，北京出过一件事，即德国兵营的士兵外出坐人力车时，有一天和拉车的黄包车夫发生了口角，打了车夫。这件事情要在过去的话肯定没有人管，警察不会管，老百姓不会管，那些使用文言文给士绅官府看的报纸更不会管。但是《京话日报》记者听到了这件事，马上就去采访被打的车夫，并将消息登在报纸上，然后到处宣讲广播，弄得很多老百姓就到德国兵营附近指指点点。德国军官很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解到情况之后，负责的军官马上就找到报社，带着赔款和慰问品，请报社的人带着去找到人力车夫赔礼道歉。《京话日报》不仅声誉大增，而且老百姓也因此受了一场民族主义的教育。原来对外国人毕恭毕敬不敢得罪，受了欺负只好忍气吞声的，这回都知道不是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另外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对1901年辛丑条约赔款的问题，《京话日报》也干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因为辛丑条约赔款数额非常大，4.5亿两白银，而且利息逐年累计，越赔数量越大，是一个天文数字。《京话日报》认为这样国家和百姓的损失都太大，因此它公开出面搞了一个活动，主张通过国民募捐的办法，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每人出一块大洋，力争一次性凑齐赔款，以免付太多利息。它的倡议一发出，就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响应，从王公贵族到平头百姓，甚至到监狱里的犯人，都出来捐钱，一度募到了不少钱。它用这种活动激起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民族主义情感。

因为白话文的影响力很大，包括陈独秀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办过一份《安徽俗话报》。因此，办《青年杂志》一段时间后，他也能很快就放弃了那种半文半白的方式，很快使用并提倡起白话文来了。到了1919年“五四”前后，国内绝大多数报纸杂志都开始使用白话文了。“五四”时期以后城市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和国家民族命运有关的政治运动中来，许多人长期致力于用白话文做宣传工作，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但是，是不是思想宣传了，城市民众参与了，国民对国家民族的关心程度就普遍化了呢？也没有那么简单。1904年陈独秀在他办的《安徽俗话报》上写过一批文章，都是讨论国家和政治问题的。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说国家》。他在文章中介绍自己对国家认识的经历，说他从小所受培养教育，都是希望他能考取功名，他许多年读书的目的，也是要考这个功名。至于国家是什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没有想过，也不知道。包括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第二年中国割地赔款，受了极大的屈辱，他也不了解，只听说中国受欺负了，有地方被割让了。但还是不大关心。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皇帝跑去西北，整个国家被弄得一塌糊涂，社会上沸沸扬扬，他才开始从人们的议论中关心这样的大问题。他住在安徽安庆，离沿海还算比较近，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这样，他也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开始关注到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到了外国，才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开始理解到自己是国家中的一分子，国家如果出了问题，作为国民，也不可能过好日子。像陈独秀这样早就在农村读过私塾，受过教育，参加过乡试，属于有些文化的人了，一直对国家都没有认识，只是20世纪初以后，特别是出国留学，他已经24岁左右，才开始意识到国家和个人关系的重要。你想想大多数的中国人，当年又如何能够有爱国和救亡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