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循规蹈矩，重文轻理

我国古代的主要教学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 驭) 、书、数，可谓全面发展；对儿童的教育，“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李毓秀( 1662—1722)•《弟子规》，源自《论语•学而》〕，二千多年来始终沿袭着孔孟的儒家教育纲领，形成了严格的儿童教育体系。因为饱读四书五经，“学而优则士”，便“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北宋•汪洙•《神童诗》〕。至于立志读书、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例如：“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朱子全书》〕。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启蒙教育却苍白无力，除《三字经》、《幼学琼林》较系统地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外，其他读物中很少涉及。例如集古代中国科技之大成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和《本草纲目》虽然早在十八、九世纪就在日本、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但在腐朽的明清时期，只因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的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而未能产生影响，当然也不会有人引导儿童去关注这些“怪、力、乱、神”〔《论语•述尔》〕。尽管十六世纪末利玛窦(1552—1610) 等传教士已将西方近代科技介绍到中国，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即使是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也对其一无所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 在近一百五十年间几乎与中国无缘，就是一个明证。

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痛感专制统治腐败、封闭而至于落后挨打，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然而，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五四运动在“砸乱孔家店”的同时，不仅产生片面夸大科学作用的科学主义思潮，也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文革”浩劫更使我国的文化和教育遭受毁灭性摧残。近年来，西方有识之士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整体思维方法比西方传统的分析方法能更有效地处理日益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人与环境、国家与国家关系，而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热潮，由此促使炎黄子孙更应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例如“自强不息”〔《易•乾》〕能激励人的坚强意志，“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与现代“终身学习”理念不谋而合。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和儿童启蒙应该文理协调并重，不可厚此薄彼。

3.2 注重经世致用，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科技的突出特点就是经世致用、技术全面且成就辉煌，在儿童启蒙读物中也同样得到反映。例如《幼学琼林•制作》有：“算数作于隶首( 传说为黄帝的大臣) ，律吕造自伶伦( 传说为黄帝的乐官) ；甲胄舟车，系轩辕之创始；权量衡度，亦轩辕之立规”、“周公作指南车”、“钱乐(曾任南宋太史令) 作浑天仪”、“笔乃蒙恬所造，纸乃蔡侯所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