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人”群众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有原住满、蒙古等少数民族，有清初发配守台站、造船的浙、闽、云、贵等省明军降卒，有清中、晚期陆续来稳中有降级民署中任职的汉族大小官吏，也有屯垦戌边的京师闲散八旗，更有丁口无法确切统计的大量“跑屯东”的晋、冀、鲁、豫等省灾民……这些籍贯、出身、教养、经历、际遇各不相同的人们聚居，相互间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其结果，除了社会制度的有效（或无效）约束——无法脱离封建道德的桎梏，还必然会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纯粹封建道德不尽相同的特殊道德规范——这就是整个的“关东”而言。事实上，同在关东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也有居市镇和居乡村、山林的差别，封建势力（制度、观念）在市镇较强，在乡村、山林就相对薄弱些。于是，首先观念也就有着城乡的差别，甚至是很大的差别。在市镇，封建桎梏多一些，在乡村、山林、反传统多一些。清代的关东总体上还比较落后，尤其是辽河以西以北（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区域），像样的繁华市镇极少，官绅阶层人口更少，封建道德赖以维持的土壤并不丰腴。因为，乡村、山林的道德（乡井道德）才是关东人真正有代表性的主流道德，更何况劳动人民是历史上优良品质的创造者，反传统的道德才具有进步意义！
　　道德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在传播渠道这一点上，乡井道德与有着强大的宗法制度和浓重的学术氛围做靠山的封建道德相比，显得有些穷困、无奈。二人转源泉于农村，二人转艺人大多农民出身，他们闯荡江湖，在自己的演唱中自觉不自觉地以其熟稔的乡井道德观念评判各种人和事，客观上也起到了制造舆论和“教育”的作用。历史上屡有官府禁演蹦蹦的事例，从反而证实了二人转对传统道德的威胁很大，它的存在和发展令传统道德的维护者深感不安。
　　一、对封建道德的逆反
　　封建道德的核心是“礼”和“仁”，由“礼”和“仁”衍生出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一系列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不断梳理、注疏、渲染、强化，具有了浓重的教条色彩，构成了顽固的传统信念。它层层叠叠，勾联紧密，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程序不同地制约着每一个人，为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维持立下汗马功劳，也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惨剧、烈剧——它是政治的奴隶，人性的枷锁。所谓“克已复礼”、“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就是要求个人克制自己的性情，安于天命（天理），不做分外之想，去维护封建礼教。但人的性情，如喜、怒、哀、惧、爱、恶、欲等，就连封建道德的维护者也承认是与生俱来的，“弗学而能”（《礼记·礼运》）。更让他（她）克制、压抑、牺牲，谈何容易！更何况封建道德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的状况，应该全社会共同遵守准则却并不规范特权阶层，其虚伪性显而易见。由此，“天理”“人欲”（人情）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历史上一切反封建（制度、道德）行为的导火索，张扬个性、追求幸福的呼声也最容易在民间获得同情和支持。
　　二人转正在切中了“天理人情”这一道德诸范畴中最敏感的神经，通过情节的演述、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他必要的艺术手段（如说口、小曲小帽），展示对封建道德的某种程度上的藐视和叛逆。
　　（一）关注女性命运，崇尚一个“情”字
　　二人转讲究“唱情”，在它的传统曲目中随处可见对亲情、爱情、友情的反映，尤以对男女情爱的坦荡宣扬最具代表性，同时又以极大热忱格外关注女性命运。买卖婚姻的牺牲品蓝瑞莲、被没信用的母亲棒打鸳鸯的崔莺莺、双锁山上立牌招夫的刘金定、再嫁心切的马寡妇、不甘忍受昏君奸臣随意摆布的吴香、思夫的王二姐、盼嫁的洪月娥、哭倒长城的孟姜女、雷峰塔镇住的白蛇等艺术形象早已为人熟知，《瞧情郎》、《送情郎》、《盼情郎》、《探情郎》、《情五更》、《思五更》、《叫五更》、《盼五更》、《春哥上工》、《茉莉花》等小曲小帽许多人都会哼唱。
　　女性处于宗法制度的最底层，是封建道德的最深重、最无辜、最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现实生活中可能连自怜自叹的权利都没有。二人转却让它的女性人物公开唱出“妇道人头上倒有三层天”（《蓝桥》）这样的强烈控诉，“我与此人成连理，不穿棉袄能过冬”（《燕青卖线》）这样大胆追求幸福的情愫坦白，“手拉手牙床上，颠鸾倒凤配鸳鸯”（《西厢》）这样对男女性爱的公开赞美……这也许是矫枉过正的需要吧，若非如此，叛逆还有力量吗？“传奇妙在传情”，“凡说人性物理，千古相传”（清·李渔《闲情偶寄》）。事实上，二人转能够跨越时代，在民间受到普遍欢迎，主要应归功于它在百余年流传过程中所塑造、积累下来的女性群像，和通过这众多女性形象让人感受到至情至爱。
　　二人转对女性命运格外关注，也将女性的某些杰出行为当做一种功绩，与许多彪炳千秋的豪气男儿相提并论。我们看《西厢·观画》的“画”中，既有赵子龙、马潜龙、孙权、李白、诸葛亮、张飞、楚霸王等男性人物，也有花木兰、薛金莲、双阳公主、王昭君、卓文君、貂蝉、蔡文姬等女性人物，而且以重要篇幅咏叹李三娘和咬脐郎母子井台相会，浣纱女掩护伍子胥臣过江，樊梨花和薛丁山、柳银环和薛仁贵、刘金定和高君保、穆桂英和杨宗保等夫妻非同寻常的“见面”，等等，不厌其繁。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段子的某些“篇”中还有很多，可见对女性形象的偏爱是二人转反传统精神的一大特点。
　　（二）为教条重下注解，要害在于“信”
　　旧时代的关东，不要说识文断字的人少，城乡交流少，甚至直到本世纪初，一向处于比较开化区域的沈阳、辽阳、铁岭一带“城中以百人计算，粗通文墨者几不及一人。乡井尤差，二百户之村落有私塾者，蒙课稚童仅及十数人”。这样的文化程度，落实封建道德的繁文缛节显然要打很大的折扣，“四心四端”、“三纲五常”、“考悌廉耻”等教条不可避免地要沾染上民间色彩，从而有区别于原旨。
　　“仁义礼智”是人们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而且常在后面加上一个“信”字，随时随地用来教导或规劝晚辈，却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丑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也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的原旨愿意。又，人们常常把“仁”、“义”两个字连在一起，用做对循规蹈矩的一种赞许，但到底能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克已复礼为仁”、“义者天理之所宜”、“行而宜之之谓义”的原旨原意？在“四善端”的后面追回一个“信”字，正是这样乡井色彩浓重的模糊理解封建教条的产物——信，指信用、诚实，属于“仁”的范畴——特别单列出来，意味着看重、强调，关东人讲究诚笃、厚道、一刻千金，并且由这个“信”字生发出新的“仁义礼智”含义来：仁，等于善良、宽厚；义，等于义气；礼，等于道理、礼貌；智，则成为聪明和机灵的代名词……《华容道》中关羽有这样的话：“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不可学。……宁可失义于天下，不可失信于曹操。”这里的两个“义”字的含义就明显不同，忘恩负义的“义”是指情谊、恩谊，失义于天下的“义”则具有纲常的意味；这里的“信”字正是诚实、不欺、信用的意思——因为曹操有激将的话语在先：“你说受我盛恩有日报，大丈夫一言既出莫负约。”这根本就是提醒关羽，你受命扼守华容道，忠于职责，讲的是与刘备之间纲常角度上不辱君命的“义”，而我对你有恩，因欠我的人情，你知恩图报，放我一条生路，咱们之间讲的是情谊和信用，一个是关乎“天下”，图个虚名，一个是关乎人命，牵扯良心，何去何从，你掂量着办！如果关羽认定了纲常之“义”而不放过曹操，那他就不是关羽（关羽素以重义气、讲信用著称于史），起码不是关东百姓心目中的关羽。知恩图报是关东人最看重的义气和信用，《浔阳楼》里的戴宗感念宋江旧日对他的恩情，连“天大的事”（推倒宋王江山）都敢担承；《包公赔情》里的包拯身居相位，在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嫂嫂王凤英面前却可以跪地服斩、认可尽人子之孝道，甚至认可爬在地上让嫂嫂当马骑……在二人转里，每每“情”与“礼”较量，往往是“情”占上风，这才能为百姓所接受。另外，在许多“对诗篇”和零散说口里，戏弄（歪批）教条、嘲弄权贵、讽刺为富不仁的力度更大，如《西厢》里的“四书注子”，《蓝桥》里的“百家姓”、“三字经”以及说口《文武状元》、《上寿》、《五子》、《说说王老浪》等，直白、辛辣，入木三分。
　　对“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的理解也同样，原本为宗法制度“负责”的意义逐渐淡化，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功利的而非世界各地的，人情的而非天理的忠诚、忠孝、孝敬、气节、节操、义气成为此类旧教条的新注脚。如在《探臣》中，“臣有病君去探算君无道，子有病你去探大礼不分；弟有病史去探难分大小，没三纲少五常没君没臣”这样恪守礼教而毫无人味的话由奸臣张士贵来说，“臣有病君去探算君有道，子有病你去探算父有恩，弟有病兄去探兄宽弟忍，有三纲有五常有君有臣”这样以人情反驳教条的话由明君唐二祖二说，一反一正，一礼一情，两相对比，是非曲直自然明白如水。《杨八姐游春》中的佘太君胆敢以“要彩礼”为名违抗皇上旨意，并公然跟朝廷动武；《林冲发配》中借助差人的口揭露“上至一品相，下至九品官，吃喝又玩乐，哪个不爱钱？升官要发财，谁管民遭难”的封建官场真相；《密建游宫》通篇痛斥楚平王霸占儿妻的卑劣行径……这些直接涉及封建制度高层是是非非的关目，如果用礼教经典来衡量，那还得了？
　　乡井式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观念在二人转中无所没有，并与善——恶、正义——非正义、公正——偏私、真——假等道德范畴错综复杂地掺和在一起，或一咏三叹，或明白标榜，或鞭笞诅咒，总以顺应百姓心理习惯为准绳，这是它能够跨越时代，在民间受到普遍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反传统的局限性
　　乡井道德因了山高皇帝远的缘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反传统因素（或精神）。但乡井也毕竟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脱离不了官方道德的制约和濡染，道德终究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在山林，“帮”中有把头，矿上有镐头，在乡村，长工有打头的，屯里有会首，胡子窝有头，花子房有头，就连二人转小班里也有大伙必须服从的班主；行有行话，班有班规，五行八作都有“道”……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带有封建意味，怎可强求身在其中的人们摆脱干净呢？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土生土长的二人转产生影响。
　　乡井道德反传统的局限性在二人转里的反映，主要是人物和情节处理上的无奈。包括人物有了某种反传统的动机和勇气，乃至行动，但面对阻力，面对命运（遭遇），采取的手段无法逾越客观现实的限制，情节的最后结局（归宿、理想）难免回落于封建观念诉窠臼。前边例举的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好，穷书生也好，女英雄也好，他们（她们）赖以存活的土壤（社会生活）在封建势力的盘踞下，演述这些形象的人（艺人）赖以存活的土壤在封建势力的盘踞下，以个人的力量要冲破黑暗，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只能是反了这方面，顺了那方面或几方面，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封建之网太严实了！除了少数像蓝瑞莲那样以死殉情，像梁山好汉们那样举旗造反外，大多是寻求与封建势力妥协，把关仅成了人生一段小小的插曲。如“男女篇”的《西厢》、《蓝桥》、《杨二舍化缘》里，几乎都有诸如“若得夫妻团圆日，公子赶考中状元”这样的结语；《王天保讨饭》里的男主人公穷困潦倒，乞讨无门，最后得中状元，回乡光宗耀祖，夫荣妻贵；《白蛇诉功》中的许士林中了状元才能从雷峰塔下解救母亲，白娘子获救后还是得被上方收去“成正果”；《冯魁卖妻》里的夏老三因为可怜穷人做了好事，因果报应可以中状元，《马寡妇开店》里的狄仁杰不为女色所动，积了“阴功”也可以中状元……虽然这样的结局一般都是十分简单地几句带过，但反映出一种艺术受生活制约的无奈。至于王祥卧鱼、吴猛喂蚊、郭巨埋儿、萧九龄温席、谭香哭瓜、丁香割肉，拳拳孝心感天动地；秦雪梅吊孝、孟姜女哭长城，节妇烈女人仰人敬，老百姓和艺人都认为是值得宣扬的，压根儿没考虑客观上会被封建道德利用的问题，这又反映艺人和观众受生活制约的无奈。
　　另外，一些二人转演出中不同程序地夹杂有赤裸裸描摹“性行为”的词句或动作，这是一种以非道德反传统道德、“以狂药饮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序》）的做法，为大多数艺人和观众所不齿。至于像《借情》、《思情》、《上北楼》、《摘黄瓜》等少数被称为“粉唱”的曲目则是为了顺应部分观众的畸形心理而存在，是旧时代艺人为谋生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即使在当时也不随意演出。
　　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前人。今天看来是二人转（或透过二人转了解到关东乡井道德）反传统的某些缺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弥补——也只有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传统道德中的进步因素才有可能向一种全新的道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