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讀"呼報反"，是去聲，第二個"好"字要讀它本來的音，即美好的"好"，是上聲。

有時候一個字的下面注"如字"，又注别的反切（或直音），表明這個字在這特定的上

下文裏傳統有不同的讀法。例如《論語·公冶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經典釋文》說：

三思，息暫反，又如字。這是說這里"三"字有去聲的讀法（變讀），又有平聲的讀法

（如字）。讀法不同，往往講法不同。例如《論語·微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經

典釋文》說：

不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分猶理。這是說這里"分"字有平聲的讀法（如字），又

有去聲的讀法（變讀）。包鄭兩家的讀音，反映了對"分"字的不同的理解。

古書上常常有一字異讀的情況。不同的讀音往往表示了詞義或詞性的不同。例如音樂的

"樂"和快樂的"樂"，解說的"說"、遊說的"說"和喜說的"說"（悅），等等。異讀

有時只表現為聲調上的差異。例如施行的"施"讀平聲，施與的"施"讀去聲；聽聞的"聽"

讀平聲，聽從的"聽"讀去聲。但是這只是詞義上的轉變。有時候聲調不同，不僅是詞義上

而且是詞性上的轉變，這種情況最值得注意。例如王侯的"王"是名詞，讀平聲，王天下的

"王"是動詞，讀去聲；操持的"操"是動詞，讀平聲，節操的"操"是名詞，讀去聲；愛

好的"好"是動詞，讀去聲，美好的"好"是形容詞，讀上聲；厭惡的"惡"是動詞，讀去

聲，惡劣的"惡"是形容詞，讀入聲。

利用四聲來區别詞義和詞性，這是漢語的特點之一。漢魏學者看到了這個特點，並體現

於古書注音。有的文字學家認為這是六朝經師注解古書時的強生分别。但是積習相沿，在後

來的"聲律之文"裏就很重視這種分别。有些字的異讀還保留在現代漢語裏，如"好"(hǎ

o)"好"(hào)"惡"(è)"惡"(wù)之類；有些字的異讀在現代漢語普通話裏已經混同

了，但是仍保留在某些方言裏，例如上升的"上"讀上聲，在上的"上"讀去聲，現在廣州

話仍有區别。

唐代以後，宋代學者也做了不少注解古書的工作。例如朱熹就著有《周易本義》《詩集

傳》《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楚辭集注》等。朱熹能擺脫漢代學

者的影響，直接從正義入手，他做的注解，有時比較近情近理，平易可通。

清代學者幾乎對每一種重要的經典都做了新的注解，他們鑽研漢唐人的注解，根據具體

材料判斷前人的是非，解決了古書中許多疑難問題。他們對古書字句的解釋要求非常嚴格，

做出了許多成績。例如陳奐的《詩毛氏傳疏》，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劉寶楠的《論語

正義》，焦循的《孟子正義》，王先謙的《莊子集解》，郭慶藩的《莊子集釋》，等等，都有很

大的參考價值。自然，清人有些注解，極力要求無一字無來歷，不免過於瑣細。例如劉寶楠

的《論語正義》注《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幾乎每一個字都作了詳細的

考證，這一句並不難懂的話，就注了將近一千個字；其中一個"曰"字就注了一百多個字，

繁徵博引，極為詳盡，但是實用價值不大。

除了為古書做注解和考證工作之外，清代學者還作了許多古籍校勘的工作。阮元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