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内容：诗歌三人谈
  　讲座地点： 河北师范大学会议中心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书法家，著有诗集《如此博学的饥饿》、《玻璃工厂》、《凤凰》等。

    霍俊明：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无能的右手》、《陌生人的悬崖》等。

    李建周：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北省作协特约研究员，著有专著《先锋小说的兴起》等。  

诗人的生活与写作

　　欧阳江河：我特别喜欢这个话题本身，还有对这个话题解释上的延伸。因为就当代诗歌创作现状而言，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一个写作角度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谈这个问题，一个可以从生活的角度，还有一个则更多的是从诗歌写作本身的角度来看。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当代诗歌写作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已经渐渐在形成一个很大的语义场，这个语义场和它的语言风格、修辞风格，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对三十多年新时期的整个文学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表达，换言之就是语言的助推器。我觉得诗歌作为整个新时期“人”的意识和表达的语言助推器，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使命，甚至有点超额地、过分地完成了。这个完成带来了一些未曾料及的副作用。因为中国的时代变更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两汉魏晋，都经历了时代颠覆性的文学、文化的转型，战火纷飞的洗礼和时代精神的革新一边在推动新的存在的形成，一边在粉碎上一个时代的存在。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下中国的转型是对文化能量的一个巨大的释放，它把中国在整个文化意义上迅速融入到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这个转型在写作意义上、阅读的意义上、语言表达话语的意义上讲，不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它没有经历文学的自我觉醒，所以它在给我们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附带了一些副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里，在中国的历次转型中，伴随着战火纷飞和文化争鸣，在中国人的精神意识中，总会被注入一个那个时代独有的崇高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被慢慢分流，深入到各个角落。在这个分流的过程，诗歌总是起到助推器的作用，诗歌在表现语言的速度与力度，表现语言的穿透力和表达能力上起到了其他文本无法承担的作用。但是这三十年来的转型，就诗歌写作内部而言，它的副作用在于它产生了很多“泡沫”，产生了很多的自动性、盲目性，产生了很多的所谓的“词生词”。字、词、语言离开写作的原动力，变成一种二手语言，变成一种无效修辞。

  　“词生词”的修辞，就像失去了国家公信力的货币，面额要多大有多大，印数要多少有多少——这看上去比你劳动创造价值来得快得多，但是自身也以惊人的速度贬值，泡沫一触即溃。这个对诗人来讲，对诗歌写作而言，它的副作用有点像中国文明发展到近代的文人画。文人画画到最后都不写生了，不去触及山水了，照画画画、照画学画，你模仿我我抄袭你。画到最后原象不在了，材料不在了，真实的本体不在了。这就是历史不能自觉地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今天我们的讨论已经触及到了这个敏感问题，就是我们的写作能不能从写作内部认识自己、重塑自己，能不能从“词生词”这种次生写作、二手写作转变到回归到原生意义上的生活。

　　我一直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你活得有多深，你就会写得有多深，所以写作的深度，一定跟你的存在、生命活的深度有关。

  　霍俊明：我觉得在生活面前，任何准备有时候都可能是无效的。我很认可江河老师刚刚说到的观点，就是你生活有多深，写作就有多深，我觉得生活和写作可能是同构的。但是我觉得说到生活，可能在每一个个体的语境中，所产生的观感是不一样。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讲是多样性的，是多层次的。每一个人看起来很相似地生活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但是在这种巨大的公约下，这种差异性，依然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到“诗歌或文学，与生活之间存在一种古老的敌意。”这句话，这种对抗的关系，长久的被中国的诗歌界遵从，甚至在先锋诗歌中，有很多人甘愿成为了这段话的注脚。生活现场和诗歌写作之间，存在着的转换，应该有一种方法，一个模式。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时代，好像每一个人都离中国的现实非常近，但是平心而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生活是被设计好的，我们看到的无数的荒诞不经的社会新闻，光怪陆离的生活景象，过滤掉无效信息和过度包装之外实在是千篇一律、乏善可陈。除去这些，我们与生活的真实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文学和诗歌属于一个长于发现的学科类别，然而在这个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当下如果能找出一首诗歌并且言之凿凿的说它是“发现”的诗歌，我觉得这个难度是前所未有的。

  　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的诗人牛汉先生在和陈超老师通信中说过一句话。牛汉说：“很多的中国诗人的写作，都像是隔着一层彩箱的玻璃。”这句话意在说诗人的创作不真实，虽然看起来很透明、很真实，但是实际上在那种有色的物质的隔断之下，你的生活和写作并不真实。

  　实际上，无论是江河老师的《玻璃工厂》还是当下不断被热议的工人诗篇，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诗人对“诗歌与生活”这个问题已经产生最巨大的分歧。一部分诗人在不断强调这种见证，他们说：“每个人站在现场，都应该在生活里面，将自己的手伸入到几百摄氏度的钢铁溶液里边来感受生活的残酷。”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当下也有很多的人对此不以为然。为什么我们要站在生活的面前？实际无论是在公共的生活，还是在自我生活里面，实际上当下一部分作家，在强调隔绝意义上自我的写作，并谓之“纯粹”的写作。这样的诗歌在当下并不少见，构成了一个最无关紧要的音符。

  现实与现实感

　　李建周：江河老师从《悬棺》到《凤凰》从《玻璃工厂》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转变过程当中有自己变化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他没有青春期写作，上来就是冷静的、开阔的。

　　 欧阳江河：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有一个观念，认为现实是一回事儿，但是现实感是另一回事。如果写作只是针对现实，那最接近现实的只有新闻写作。文学家更应该在文学中塑造现实感。

  　　霍俊明：现实和现实感的问题，我回到自己的切身经验上来，北京的生活到底对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实际我在观察近几年中国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观感就是，从生活的层面上讲，与每个人最相关最直接的到底是什么？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空间，它给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写作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空间感在当下的中国是生活很重要的标识。有一句话我第一次读到之后对我影响了很多年，这句话不是对我写作的影响，更多是对我生活的影响。这句话可能是由一个外国人说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他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有乡村体验的人，没法说出的真理。他说：“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路上。”

  　　于坚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写作就是一种反抗”。于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站在云南的怒江，怒江两岸建起了一个个发电厂，很多完整的山川河流都被人为切断了。可能大家觉得发电厂能够发电，能够造福人类社会。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现代化的产物确实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影响冲破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传承性。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一个出版商所看到的，它是每个人都看到的。但是当这些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东西转化为文字的时候，这个难度可能是美学上的难度，还有更大的伦理上的难度。

  　　在当下的中国来说，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就拿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来说，历史上它在每一个地方差别都是非常大，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差别被消减到近乎于无的程度。我们每个人的出行越来越依赖于迅捷的交通工具，我们隔着很多的窗口看这个世界，比如汽车的玻璃窗、飞机的悬窗、火车的窗口，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也越来越依赖于书页、屏幕、媒体轰炸，我们貌似越来越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人，而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的自我反而更少了。

以诗歌的立场

  　　李建周：每一个成功的诗人和诗评家背后，都有自己面对现实感的方法论。在俊明的诗歌里面，他描述日常的，像《南长街的水果车》，城外大量的公园，自己的父母、妻儿都进入他的诗里面，是一个具体的、及物的，充满体温的诗歌方式，我觉得他在诗歌里面是这样。另外在他的批评当中，他描述同代诗人，用大量的文字都构建了一个叫做“诗歌精神地理”的概念，这对于他来讲如同进入诗歌和批评的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存在，他不断地对这个意义的挖掘，成就了他的诗，成就了他的批评。而江河老师他还要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不仅是一个空间的切片问题，他可能是一个面对诗歌共识体的问题。他的诗歌里面在处理空间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能把几千年的资源给激活，我觉得《凤凰》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找到了一个命名我们时代，非常具象，但是又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影像来处理。

 　　 欧阳江河：我经常可以说，我觉得我身上确实同时活着好多个时代的幽灵，因为我阅读的时候经常把自己投射出去。写作也是，在我们这么多的优美、思想、困惑、忧郁、欣喜若狂等等这一切，还有想象的碎片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对世界的观看。所有带来的东西被提炼出来，被呈现出来，所有这些东西，被提炼的东西，他们应该怎么办？

  　　到最后诗歌里面，把自己投射和收回来以后，在空间的转换，时间的转换，生死的转换，中间最后形成的建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写作者必须要提出、必须要思考的现实，这样一个基本、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说活着有多深就能写得有多深。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一点，人是一个建构，你是阅读的投射，写作的投射，语言表达方式，你对物质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你的宗教信仰、情感，你对爱恨交集的反应和理解。这一切，包括我们对身体的认识等等，对偶然、对虚无的认识，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把你建构出来。

  　　我们现在的注意力，包括作家的注意力，诗人的注意力都被社会进程中的公共话题绑架，说得好一点就是大家关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公共意识、公民的心。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病症。因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第一缺少智慧心智生活，另一方面又欠缺信仰生活，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大家的公民意识很容易被吸引，被一些公共话题绑架。